联想风云-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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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第25节：办公司就是办人（2）
但是事情在突然之间起了变化。1990年3月的一个早晨，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他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他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他难以置信，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很显然，孙宏斌在那里搞的一套和他期待的不是一回事。也许老贾对他的反感不无道理，那家伙莫非要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与联想分庭抗礼？
柳本来具有见微知著的本领，仅仅这一句话就把他的警觉全部唤醒。他知道自己必须飞回北京亲自纠正这个错误，但这对他来说，既尴尬又棘手。他急于为公司寻找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老同志，现在他担心自己弄砸了这件事。
柳传志后来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办公司就是办人。还说过，选拔年轻人是“公司最艰难的工程”。我们只有了解1990年春天北京联想发生的事情，才能真正明白这话的含义，并且嗅出其中强烈的中国味道。
问题又回到大会上来，柳不打算隐瞒自己对孙宏斌的担忧。他告诉公司全体干部，他看到《联想企业报》上面的一些话，“着实吃了一惊”，接着便严厉指出孙的错误：“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是荒唐的。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也不能办自己的报纸。“如果下属的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对于远离总公司的分公司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被允许的。”
柳传志显然还没拿准孙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打算继续观察。他公开说孙“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的积极性”。又为企业部的年轻人打抱不平，说他们“得不到公司其他部门的有力的支持”，倒是“企业部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不是坐等。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紧接着，李勤出来为他助阵。“青年人有青年人的优势，”李勤说，“他能够到全国去。他能够住在外地，老同志能够在外边住几个月去推销吗？”很显然，有些话是这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所以李勤说得异常尖锐，而且直指贾绪福，说他“干扰了，甚至可以说在某些地方是破坏了我们在全国建立分公司这样一个战略部署”。这话已经说得相当尖锐，但是还有更厉害的呢。他说：“老贾为了自己的权力，或者说自己的面子，有的同志叫虚荣心，就什么都可以不顾。”这些话在众人面前说出来，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只有当事者漫不经心。“我都不紧张，你紧张什么？”贾绪福对坐在下面的一个经理说。这让李勤更加恼火。“我一听就很不是滋味，”他对贾说，“你就那么潇洒？”
李勤这些话里只有一点不确，那就是贾绪福的“潇洒”。其实那都是表面做出来的。会议结束之后，任何人都能看出，贾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离开要害的岗位，从此也不再是孙宏斌的阻碍。
柳传志希望让全公司的人都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以便真正建立起集中统一，而又各负其责的“联想文化”。他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表达他的这个思想，这就是“大船结构”。下面这段话表明，他认为这是消除公司内部宗派势力的一剂良药：
对“大船结构”思想的贯彻，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大船结构”简言之：公司像条大船，向着总裁室制定的目标前进，这是“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每个部、每个人的岗位目的明确，这就是“大船结构”的定位原则；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这就是“大船结构”的合作原则。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统一原则和合作原则。
3月会议就这么结束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事情才刚刚开始。在贾绪福被免去若干权力之后两周，孙宏斌又遭遇灭顶之灾。多年以后有个叫王育琨的人撰写文章谈及此事，暗示柳传志工于权谋，欲擒故纵，使用“缓兵之计”诱使天真的孙宏斌上钩，并且大获全胜。我们仔细检查当日档案，可以发现王的描述不是事实。在3月19日的会议上，柳曾在众人面前指出孙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帮会行为”，还说他既有可能成为“可造就之大才”，也有可能成为“公司的危险人物”。孙本人也在当场聆听。所以这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像一些人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更没有所谓“胜利者”。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孙被判入狱，刑期5年；柳则失去了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年轻人，被迫将公司的“接班人计划”延期数年。
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第26节：孙宏斌事件（1）
孙宏斌并没有理解老板的警告，反而因为扫除了贾绪福这个障碍而得意起来。企业部里那些年轻人，还有1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现在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他周围，百般拥戴，就像找到一个英明领袖一样。
年轻人的能量很快从企业部里涌出，在整个公司串来串去，把柳传志左右那些得力干将也卷在其中。有一天5个年轻人来到“达园”，一边吃饭一边指天骂地，都说计算所的那些元老占据了公司所有重要岗位，年轻人总想做一点什么，却总被指责。照这样下去，公司长远大计从何而来？这些人倒真是为公司的前途着急，可就是不明白元老们开创这家公司时的艰辛，只觉得他们个个都是明日黄花，柳传志英雄寂寞，身边缺少有才干的人。大家喊着“就是靠我们这一代”，都是一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样子。
柳传志不断得到属下报告，对这些动向全都了如指掌，元老们也在给他写信，说孙在公司里面如何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更令人担心的是孙还得寸进尺，以“蚕食的方式”，侵入本来属于公司总裁室的人事权力，自行其是地任命下属经理，由先斩后奏而至斩而不奏，私自调进三人作为他的心腹。这些人还模仿柳传志的干部培训计划，召开会议培训新人，其要旨是对孙宏斌本人表达忠心。大家都说孙是“领袖型的人物”，不仅聪明而且英明，别人对他的话要苦思冥想，才能悟出真谛。说到得意的地方，不由得把孙和万润南、柳传志并列在一起，后面两人都是中关村的成名人物。现在孙的属下经过一番分析，结论是：“孙绝对第一，万第二，柳第三。”因为“孙用能人，给大家一个能成事的舞台。而柳传志身边都是庸人，把住权力不放手”。
这话说到最后，就形成一个规矩：企业部的员工对孙一人负责。比如所有新员工都要回答“自己的直接老板和公司大老板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假如你一天生产200个部件，直接老板向大老板汇报一天生产300个，当问到你们的时候怎么回答？”正确答案是：“应该异口同声地说是300个。”再比如大家一起领悟公司的“大船结构”，悟来悟去，最后终于悟出：联想公司是一座大船，企业部是一只小船。联想的大船沉下去了，企业部的小船就漂起来，变成大船。
孙是一个坦荡之人，并不隐瞒所有这些行为，甚至还邀请李勤来参加他们的会议。在柳传志忙于香港事务的时候，李勤是北京联想的主持者，后来公司上下很多人认定，孙能如此嚣张，都是因为李的纵容，孙本人也在有意无意间把他当做“靠山”。其实这些看法只是一面，而不是全部。从纯粹业务的立场上说，李勤的确需要年轻人去攻占全国市场，所以在孙与贾的分歧中明显袒护孙宏斌，可是他却不能允许孙的胡作非为。
柳传志现在认定孙宏斌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听之任之必会后患无穷。他再次从香港赶回北京，与李勤“对表”（这是公司员工常用的一个词，直到今天都在流行，意思是要统一步调）。他的这位搭档尽管拥有强悍的管理风格，但却是个识时务的人，每逢关键时刻总能洞悉大局利害所在，所以没有犹豫就表示赞成他的判断。于是两人决定将孙调出企业部，到业务部去接替老贾空出来的位置。柳传志勒令孙“低姿态进入”，“不许成立新的单位或带人进去”。柳仍在期待他曾欣赏的年轻人悬崖勒马，进而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站在孙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将远离年轻人的圈子，时刻处在元老们的包围和监督之下，而企业部的年轻人也将群龙无首。当柳传志在4月4日宣布这一决定时，冲突立刻爆发。
事情发生在北京大学芍园召开的企业部会议上，所以在公司历史上被叫做“芍园发难”。柳传志后来多次表明，这是整个事件的“分水岭”，从此“就开始了一环扣一环的斗争”。这就表明，他是这一天开始，认定孙和他的“小集团”已无可挽救。
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孙宏斌表示他的属下不能理解公司决定。接着一个名叫白泉的员工发言。白是那份遭致批评的《联想企业报》的编辑，现在质问：“企业报到底有什么问题？”薛琳娜接着发言，其实是火上浇油：“公司的《联想报》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办更好的报？”
柳传志一直在听。但是当孙宏斌插进来说“《联想报》简直就是下流小报”时，他觉得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愤怒。他严厉斥责年轻人的狂妄，以为凭借自己的威望能够力挽狂澜，却不料他的听众“处于一种假睡状态。假睡的人，你怎样叫他都叫不醒的。那时我就知道对他们已经不是讲道理的问题了”。
柳传志后来对公司全体员工如此报告当时情形：“就一个接一个地，一句接一句地向我们发难，仿佛非要把我们问倒不可的架势。”另外一个柳传志的随行者，应旗，在很多年后还能记得：“他们当时叫‘盘道’，有一点像‘华山论剑’那种感觉。按时下流行的话说，要盘盘道。”
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第27节：孙宏斌事件（2）
以下是一些最富挑战性的问题：
“你说我们有帮会成分，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我们直接归孙宏斌领导，孙宏斌骂我们爱听，与总裁何干？”
“企业部到底怎样开小船了？”
“什么叫大船结构？”
会议就这么不欢而散。“你们的表演，说明了你们只知道有企业部，不知道有联想集团！我希望你们不要做装睡的人，就是装睡我也有办法把你们叫醒。”柳传志说罢，拂袖而去，出门前又丢下一句话，“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
“叫醒装睡者”的办法相当严厉，有点类似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开除“芍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