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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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志军：看来这件事是再也拖延不下去了？
周光召：对。再拖延下去，柳传志也不干了。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选一，要么选柳传志，要么选倪光南。我当时的想法是，科学家的人数相对于企业家还是多，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柳传志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有潜力向前发展的企业家。在二选一的时候，我只能选他。倪光南是个不错的科学家，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
凌志军：你当时认定这是工作上的分歧，而不认为柳传志有经济方面的问题？
周光召：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由工作分歧引起的。我不赞成倪光南把这些事情提高到那样的问题，因为我看不出来柳传志跟香港老板的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公司大局还是从事实本身的曲直来说，倪光南全都处在不利地位。他输掉了这场对抗，而且输得很惨。1995年6月30日上午，董事会把公司200个干部召至六层会议室，周光召派李致洁来宣布中国科学院的调查结论，曾茂朝则以董事长的身份宣读董事会的最新决定。此决定后来存入公司档案，编号为“联董字（95）001”：
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没有人能料到事情竟然这样收场。会场气氛紧张，个个睁大眼睛，表情肃穆。主席台上只有两个位子，李致洁主持这个艰难的会议，曾茂朝宣布这个艰难的决定。公司的高级领导全都在下面聆听。柳传志和倪光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目不斜视。李勤终于让自己定下神来，站起来说了句话：“对于公司出现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痛心和遗憾。”曾茂朝则对科学院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后提出的处理意见”表示拥护。还说，“这是出于不得已的一种取舍，是我们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取舍对联想集团今后的顺利发展，无疑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柳传志在会议之前已经获知自己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他的讲话本来就富有激情和个性，而这又是其中最具有感染力的篇章之一：
感谢院调查组为我的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给了我一个清白的结论。
自1984年开办公司以来，我们经过的风暴无数，本来面对着用心血凝铸起来的联想大厦，创业者们应该感到欣慰，并为互相的友谊和信任而感到自豪。然而正当公司高速发展、格外需要领导者精诚团结的今天，出了现在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在去年3月份总裁室开工作会的时候，在倪光南同志把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和他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是联想大厦的基石，希望他能够为了联想的前程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于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想起当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我们的汉卡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公司上下近乎疯狂的喜悦；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会上我带领北京联想的全体员工遥望南天祝愿倪总在香港开发286主板获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我不知道老倪是否还记得当发现QDI的芯片在主板上不能使用急得嗓子都哑了的样子？是否还记得1988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总裁室全体在舞台上互相调侃引起的欢笑？这一切在我都是刻骨铭心的。
柳传志说到此处开始抽泣。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在他们的眼里，老板始终是个硬汉形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流眼泪，甚至完全不能想像这样一个人的感情大厦也会有崩塌的时候。
柳传志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把话说完。他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做出对不起倪光南的事。他说自己每当新的公关部长就职时，就会提出明确的要求，“公司只宣传倪总。”他从来不肯在公开和私下说一句对倪总不利的话，而在倪光南和其他人的冲突之中，他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如果再和倪总发生矛盾，不论什么事情都是你错。”他说他看到“这个同志点头的时候，两眼含满了委屈的泪水”！但他还是“硬着心肠”站在倪光南一边。又有一次总裁室决定让副总工程师曹之江去做总工程师办公室的主任，倪光南刚刚表示不满，他便立刻收回成命。他还第一次告诉大家，他把科学院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变成了“科学院奖给倪总的”。在叙述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的可悲之处是把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计得过高，而不敢想像和其他同志一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6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5）
当着公司全体干部的面，也当着倪光南本人，柳传志坦率地承认，他曾经为两人之间的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是到了最后，“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因为“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
倪光南主攻方向在香港联想方面，而在柳传志的陈述中，这恰恰是自己最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一个领域：
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文化背景、世界观、管理方法都不同，所谓优势互补是瘸子要肯给瞎子指路，而瞎子要肯背瘸子，要做到这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在处理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我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的艰难。另外，“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的观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倪光南和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研究开发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扩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从去年到今年，两次若干个问题，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中伤。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我与倪光南同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总裁和总工意见不同是非常正常而且平常的事，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艰难的，最难的地方在于冒风险，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越过风险以后全体同志共享共同拼搏的成绩，如果越不过去，法人代表就要代表大家来品尝苦果。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的和政策的不严密。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圜的能力。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践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毛病上纲上线，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就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今年当院调查组又一次根据倪光南同志的控告对我进行调查时，我的态度一度是有些消极的。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了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院领导、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确表示对我的信任，总裁室的同志也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明确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
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眼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
倪光南：“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
目睹柳传志的情不自禁，倪光南丝毫不为所动。他显然并不认为有什么事情值得柳传志伤心。“那只是表演，”他后来对一个记者这样说，“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他在会议之前曾经表示，希望董事会不要召开这个会，而他愿意以健康的原因辞职。但是董事会更希望让员工有个机会了解事情经过，以便驱散笼罩在公司头上的那片乌云，所以坚持召开会议。
现在轮到倪光南发言。他缓缓起身，面无表情，手里没有讲稿，说话音量不高，语气平和，就好像刚才宣布调查的结果、撤职决定，以及那么多人的讲话都和他无关：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以前学的计算机，也学过无线电，所以我刚开始工作时只会做硬件。但是后来环境有变化，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国外每个人有个终端，这样我就可以在终端面前学习很多软件的东西。回国以后慢慢地适应，就转向软件方面。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我这次因为被免去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这次科技大会，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整个新时期的目标就是科教兴国。我认为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心全意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这个大目标，特别是我们联想集团肩负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