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PABennett1981TheevolutionofPassiveanddisposalsentencesJCL9·1
钱学烈1992《试论全唐诗中的把字句》《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1987《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中国语文》第1期
孙锡信1985《“释什么”商榷》《中国语文》第3期
邵荣芬1963《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第3期。
施向东1983《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第1期
太田辰夫1957《说给》《语言论集》第2辑
唐钰明1987《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中国语文》第3期
1988《唐至清的被动句》《中国语文》第6期
王还1985《把字句中的“把”字宾语》《中国语文》第1期
向熹1958《水浒传中的把字句和被动句》《语言学论丛》第2辑
许世瑛1970《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淡江学报》第9期
1971《从〈诗集传〉叶韵考朱子口中鼻音韵尾及寒音韵尾相混情形》《文史季刊》第1、3期
1973《从〈诗集传〉音注及叶音中考中古声母并合情况》《淡江学报》第11期。
1973《从〈诗集传〉叶韵中考〈广韵〉阳声各韵之合并情况》《辅仁学报》第1期
许绍早1956《水浒中的被动句》《东北人大文科学报》第3期
雅洪托夫1980《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杨建国1956《补语式发展试探》《语法论集》第3集
杨耐思1979《〈韵学集成〉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文》第4期
杨平1989《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语文》第1期
1990《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古汉语研究》第1期
余健萍1957《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语法论集》第2期
袁宾1989《祖堂集被动句研究》《中国语文》第1期
远藤光晓1984《〈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语言学论丛》第13辑
岳俊发1984《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语言研究》第2期
张洪年1977PerfectiveParticlesintheBianWenLanguage（《变文中的完成貌虚词》）JoｕrnalofChineseLinguistics；5·1
张惠英1982《释“什么”》《中国语文》第4期
1989《说“给”和“乞”》《中国语文》第5期
赵金铭1979《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第1期
1979《“的”“地”源流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周迟明1958《汉语的使成性复合动词》《文史哲》第4期
周大璞1971《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第3、4、5期
周祖谟1988《唐五代的北方语音》《语言学论丛》第15辑
1989《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
祝敏彻1957《论初期处置式》《语言学论丛》第1辑
1960《得字用法演变考》《甘肃师大学报》第1期
1982《朱子语类中的“地”“底”的语法作用》《中国语文》第3期
蒋冀骋又名蒋宪平，笔名马由、郁文，1955年11月生，湖南祁东县人。1990年获杭州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敦煌文书校读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近代汉语音韵研究》、《近代汉语纲要》（合作）、《说文段注改篆评议》及论文40余篇。
第六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1）
更新时间2010…6…8 16：07：12 字数：15415
徐通锵陈保亚
语言研究有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三大传统。十九世纪是印度传统和希腊罗马传统相结合的时代，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两大传统的研究对象都是印欧系语言，因而它们的结合也就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印欧语的研究传统。中国的传统俗称小学，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形成文字、音韵、训诂三大部门。虽然它在历史上因佛经的翻译而与印度传统有些接触，促进了反切的形成与发展，但基本上是在汉语“封闭”的范围内自我发展的，与希腊罗马传统没有任何联系。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印欧语的研究传统敲开了汉语研究的“封闭”大门，要求与之“结合”；而汉语的研究，由于局限于文字书面材料，思路比较狭窄，已经出现难以深入发展的危机，因而也正需要有新理论、新方法的补充。两种研究传统，一有所需，一有所求，因而中、外语言学家都在探索“结合”的途径，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和诞生于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马氏文通》的出版至今正好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语言学，可以说是探索汉语的研究传统与印欧语的研究传统相结合的一百年，而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中，历史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又是最为显著的一个部门，因而借此纪念《马氏文通》出版百年之际，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语言学今后的发展来说，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两大传统的碰撞和古音研究的一场大辩论
汉语和印欧系语言是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两大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自然也大相径庭，因而要实现两大传统的“结合”也就不能不是一种艰苦的历程。“文化交流并不总是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比较剧烈的撞击有时是难以避免的”（季羡林，1997），汉语研究与印欧语的理论、方法的结合过程，情况正是那样，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撞击，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伴随着“五·四”运动而发生的“整理国故”和由此而展开的一场古音研究的大辩论。
“整理国故”或“整理国学”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的一次颇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其目的是“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蔡元培，1919），“应该尽量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胡适，1919）。这种“科学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小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差异，前者讲系统、讲演绎推理，而后者重实证、重一字一义的解释。反映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认为旧方法“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因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发刊词还以音韵的研究为例具体说明比较方法的效用，认为“在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广东音可以考侵覃各韵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声的区别。近时西洋学者如Karlgren，如BaronvonSta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然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与发刊词一起，《国学季刊》还发表了钢和泰（1923）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该文认为，研究汉语音韵的材料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汉语方言，二是汉外语的对音与译音，三是反切与韵表，其中汉外语的对音与译音尤以梵汉对音最为重要，“梵咒的音读因为有宗教的性质，故在中国古音学上的价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译音格外重要”。紧接着这篇文章，第2期的《国学季刊》又发表了汪荣宝（1923，241，255）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认为汉语的“a”元音是自己固有的，不是像传统所说的那样，来自西域。他根据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译汉音等材料，发现“同一语音，而在宋齐之后用歌戈韵字译对者，在魏晋以上多用鱼虞模韵字为之；因恍然于汉魏时代之鱼虞模即唐宋以上之歌戈麻，亦即收a而非收u、ü者也”。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认为“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这些文章开始用新的、比较的方法对汉语的音类进行语音学的考释和描写，探索汉语音韵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汉语音韵的研究过去只局限于汉语自身的韵书、韵图、异文、诗韵、谐声等“死”的书面材料的分析，满足于音类的分合比较，既没有考虑如何利用广泛存在于汉梵、汉朝、汉越、汉藏等译音、对音中的资料，也没有考虑汉语方言、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语音演变的关系，用比较的方法对音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这种以“死”材料的分析为基础的历史音韵研究，固然是语言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但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难以深入，因为用方块汉字记载下来的书面“死”材料只能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比相关的资料，难以具体描述演变的规律；而且，“死材料”是“死”的，对它们的排比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山穷水尽”的状态，因为材料用完了，排比也不可能出现新的花样。所以，汉语音韵经过清儒的研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王国维，1940）。“等韵图的绘制，至劳乃宣已走到穷途，宋元等韵的解释，至黄季刚亦陷入于绝境”（赵荫棠，1957，315）。面对这样的情况，汉语音韵的历史研究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潘尊行（1923，422）清楚地意识到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认为它“只能使我们约略地知道古今变迁的大齐，不能使我们明白声韵发展的程序。这实由于他们所根据的材料，读音不能古于广韵，参证不外乎谐声，音训，韵文，异文等类的缘故。讲到这里，我们可要感着比较语言学的需要了”。这一呼声代表了汉语历史语言学家寻找新的研究途径的心声。《国学季刊》的发刊词和钢和泰、汪荣宝的文章就是想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改进汉语音韵的历史研究，由于它符合语言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钱玄同在《古读考》一文之后写了附记，认为“汪衮甫君考明唐宋以上歌戈部读a音，魏晋以上鱼虞模部也读a音，证据确凿，我极相信”。林玉堂（1923）、李思纯（1924）也充分肯定《古读考》一文的价值，并提出一些补正性的意见。这些研究虽然还不是历史比较法，但无疑会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形成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相应的反驳。当时的国学大师是章炳麟，他看了《古读考》一文后马上著文反对，认为译音、对音不可靠，无法据此考订古音。此文一发表，徐震附和此说，但引起林玉堂、唐钺、汪荣宝等人的反驳，形成古音研究方法的一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