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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3532-明清宫廷档案-第4章

小说: 3532-明清宫廷档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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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县一级考试获得“秀才”资格者,可以参加省级考试,“中举”者,可以进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试”。会试合格者,统称为“进士”,分为“三甲(三等)”。一般情况下,前十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各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明初规定,“一甲”可在翰林院任职,“二甲”、“三甲”可授中央机关的给事、主事或地方的知县。据测算,当时每年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书生,在百万左右,能够获得一官半职的,比例很小。《清史稿》记载,乾隆元年四月,“赐金德英等三百三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乾隆十年五月,“赐钱维诚等三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有资格参加殿试的,往往只是中了“一甲”的十人。作文题目有时由皇帝钦定,有时由主考官拟就,皇帝“圈定”。殿试前一天,主考官把题目,连同密封着姓名的十份考卷,呈送皇帝御览。这十份考卷的排列顺序,实际上按主考官内定的名次排列。殿试后,一般情况下,皇帝都按这个排列顺序“钦定”名次,拆开弥封,公布名单。    
    曾国藩早年疲于求学与应试,“惟小考七次始售”。小考即小试、童子试,中者为生员(秀才)。他23岁“入县学”,24岁于省城“应乡试”,中第36名举人;25岁在北京“会试”,连考两年均名落孙山,第三次才中第38名进士,又在殿试考了个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    
    据说,清代皇帝惯于“逮着蛤蟆挤出尿来”,非把考生“烤糊了”不可。“自雍正元、二年,殿试后加以御试论诏奏议诗五题,是为朝考之始。”    
    皇帝也有自作主张的时候。曾国藩“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道光皇帝将其“拔置第二名”。光绪年间的一次殿试,四川考生骆成骧的会试卷子,被主考官列在第十名。光绪皇帝载湉看中了这份卷子,遂擢为第一名。    
    传说,唐代陕西考生钟馗,在会试时中了第一名,因长相异乎寻常的难看,殿试时把皇帝吓了一大跳,被淘汰出局。钟馗悲愤自杀,成为鬼王,以除暴安良为己任,到处“打鬼”。    
    殿试的前三名,称作“鼎甲”,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这仨人,要帽插金花,身披十字红绸,出午门正中门洞,跨马游街。那身打扮,与新郎官差不多。难怪古人把“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同列为人生的“大幸事”,前者称“大登科”,后者叫“小登科”。    
    自隋、唐、宋、元,至明、清,出过700多名状元,却只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状元赵秉忠的殿试考卷保留下来,现存其原籍山东青州博物馆。皇帝出的题目是“问帝王之政与帝国之心”。赵秉忠的答卷为宣纸,长330厘米,宽38厘米,有三个内容。第一部分写着姓名、年龄、籍贯,及前三辈祖先的概况;这一部分曾经“弥封”。第二部分为答卷,有2600多字;这一部分顶端,有万历皇帝亲笔批示:第一甲第一名。第三部分列有九位阅卷官的姓名和职务,其中三位是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    
    赵秉忠二十五岁中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终年五十三岁。    
    乾清宫内景晚清搞“新政”时,张之洞、袁世凯等一大批官员,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张之洞上折子说:“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源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寿终正寝。光绪三十一年的状元河北肃宁人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他曾任河北高等学堂监督,中华民国总统府内史秘书。    
    走进保和殿后面的乾清门,就进了皇帝家的“后院”内廷中宫,主要建筑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从这里沿皇宫及京城建筑中轴线向南,有九道“大门”:乾清门、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正阳门、箭楼、永定门,象征中国皇帝所具有的“九重天子”之尊。    
    作为皇帝的日常工作生活区,乾清宫的办公、生活设施成龙配套,一应俱全。与乾清门遥遥相对的乾清宫,是皇帝的办公室和寝宫。每逢(农历)元旦、元宵、端午、中秋、冬至、万寿节(皇帝生日),皇帝在乾清宫设家宴。    
    乾清宫内正中,御座上方,挂着顺治皇帝福临(死后葬在河北省遵化清东陵孝陵)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雍正皇帝胤禛(死后葬在河北省易县清西陵泰陵)继位后,这块匾身价倍增,万人瞩目;因为它的背后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明代皇帝生前公开“立储”,确定皇位继承人,诏告天下。康熙皇帝玄烨改变有清以来不公开建储的祖制,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在太和殿举行典礼,公开册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二皇子允礽为皇太子。结果,引起皇子们兄弟阋墙,群臣斗法,闹得“家”、“朝”不宁。皇太子允礽也不争气,玄烨对他两立两废,终至圈禁。胤禛吸取了教训,秘密建储:用满汉两种文字写好确定接班人的诏书,藏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待其死后,由相关人等当众开启,诏告天下。从此,“正大光明”和“暗箱操作”,成为完美的一体。    
    《清史稿》记述:“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御乾清宫,密书上名,缄藏世祖所书正大光明匾额上”;“雍正十三年八月,帝崩,庄亲王允禄等启雍正元年立皇太子密诏,宣诏即位。”“乾隆元年七月,召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宣谕密书建储谕旨,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上。”


第一部分第二章 故国慷慨有余哀(4)

    乾清宫后面的交泰殿内,福临戒内宫不得干政的铁牌矗立在地,玄烨手书的“无为”之匾高悬于上。或许出于同样的考虑,矗立在内廷乾清门前的那对儿大铜狮子与别处的不同,两只耳朵耷拉着,意在让后宫人等凡事“充耳不闻”,装聋作哑。    
    东间,设硕大的“铜壶滴漏”,每日需注水一百公升。在没有钟表计时的年代,“北京时间”大概就以此“滴漏”为准。乾隆年间,“滴漏”废置不用,改用设在西间内的大钟。据说,每月有一名太监登着梯子爬上去,开锁上弦。钟声可达乾清门外。    
    春天,皇后“亲蚕”,在交泰殿举行一个仪式。逢大典和千岁节(皇后生日),皇后在这里升座,受贺;届时,女乐设在乾清宫后檐下和交泰殿前檐下。    
    按中国传统,“乾”代表天,亦象征“阳”、男人;“坤”代表地,亦象征“阴”、女人。皇帝住在乾清宫,皇后住在交泰殿后面的坤宁宫。清代按照满族风俗,把坤宁宫改为祭神场所,只在宫殿东边保留了皇帝“大婚”时住的洞房,这就是坤宁宫东部的三间暖阁。    
    所谓“暖阁”,就是在一个大房子里,用隔板、隔扇等间隔出的相对独立的房间;面积相对较小,又是套间,室温相对较高,俗称“暖阁”。清代皇帝大婚时,新婚夫妇只能在这个洞房里的“龙凤喜床”上睡两个夜晚。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已退位多年,仍然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成为最后一位和新娘子在坤宁宫入洞房的新郎官儿。    
    明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开始重修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费时两年,修整宫殿、宫门、配殿和厢房计110多间,共用白银70多万两。梁栋所需楠木原木,长约30米。朝廷神木厂所存原木不足,到云南、贵州采伐再运到北京,需四五年时间;工部只好临时抱佛脚,到南京等地贝宁木场去征集。有些木料来自东南沿海各地。仅此一项,采办官员和木材商互相勾结,采用夹带、偷税等手段,就使国库损失了五六万两雪花银。按万历四十年某些地方的行情,一两银子能买四五百斤大米。    
    文华殿玺印出坤宁宫后门坤宁门,对面是御花园,占地一万二千多平方米。园中的钦安殿,是皇宫中路建筑中惟一的专用宗教场所。    
    御花园后门,与紫禁城北大门神武门相通。神武门有三个门洞。正中门洞外面的上方,现在悬挂着“故宫博物院”大招牌。    
    故宫东路建筑,属于外朝办公区的南半部,尚未对外开放;属于内廷生活区的北半部,已对外展览。    
    入午门,向东穿过协和门,午门东侧有内阁大堂、保存历史档案的“红本库”、“宝录库”及銮仪卫。向北入文华门,东边是本仁殿,西边是集义殿,与文华门相对的是文华殿。文华殿原为绿色琉璃瓦顶,明嘉靖年间,改为黄色琉璃瓦顶。这里是文人学者的学术圣坛,皇帝举办经筵的地方。    
    经筵是一项非常隆重的学术活动。举办经筵的前一天,皇帝要沐浴、参拜孔子牌位。经筵当日,皇帝御文华殿,升座,听讲官“进讲”。讲官通常由大学士担任。    
    明代,经筵只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届时,“词林诸臣,无不毕至”,人数多,规模大。皇帝升座后,内阁大臣率领讲官们行“五拜三叩”礼;随即,太监摆好讲桌。皇帝说一声“先生们来!”讲官便据桌开课。除了讲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精典原文,讲官可以联系朝政实际,大发议论。讲毕,皇帝需破费一下,说声“先生们用酒饭”,遂由光禄寺设宴招待。    
    明英宗朱祁镇(死后葬在十三陵裕陵)九岁即位,还很贪玩儿。第一次举办经筵,他根本没有那个耐心烦儿。讲官滔滔不绝地讲述《论语》。朱祁镇越听越觉得没劲,猛地站起来说:“不听了,不听了!”连蹦带跳地出了文华殿。侍读太监王振连哄带骗,把他领进侧殿,对他说:《论语》很有趣,里面有很多故事。小皇帝听说“有故事”,顿时来了精神,重回文华殿上课。    
    又一次,朱祁镇听着听着,觉着浑身不自在,抓耳挠腮,还翘起了“二郎腿”。讲官放下书本,对他说:“为人君者,可不敬哉!”小皇帝还以为讲官夸他呢,洋洋自得。讲官又把话重复了一遍,侍读王振听明白了:这是说皇上坐姿不端正,有损尊严。他赶紧暗示小皇帝:端正坐姿。    
    经筵之外,还有“日讲”。日讲出席者少,讲官六人,听者只有皇帝。讲官荣幸地与皇上共据一桌,只讲典籍原文,不联系实际。逢立春、端午、中秋等节令、节日,下课后,皇帝赐讲官酒饭或财物。    
    日讲本意是天天讲,实际上经常停课。明武宗朱厚照(死后葬在十三陵康陵)即位时十五岁,不爱学习。待先帝入土,大事完毕,大臣们奏请举办经筵和日讲,朱厚照痛痛快快地准奏了。等到确定具体日期时,他今儿个推明儿个,明儿个推后儿个。第二年九月,朱厚照亲自选定了日期。大臣们觉得,这回该动真格的了。没想到,日期一到,又“传免”了。    
    顺治初年,排斥汉族文化,不办经筵、日讲。不久,又降旨开张了,以汉族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任讲官。根据《董妃行状》记述,每次日讲结束,福临见到董鄂妃,她都缠着老公,询问日讲内容。偶尔,福临有所遗忘,或对典籍理解不深不透,董鄂妃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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