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2-明清宫廷档案-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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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弘历特别喜欢赵孟的字儿，当时“董赵书风靡天下”。影响元、明、清三代书风的书法大家赵孟，浙江湖州人，据说有宋代宗室血统。他被视为“颜真卿之后，复古二王书法的旗手”，“六体”俱能，尤工隶、行，书法与“颜、柳、欧并举”，世人称之为“赵体”。
乾隆年间，刑部尚书张照初学董其昌，又从颜真卿、米芾，书艺造诣颇深。品酒论戏之间，弘历常与张照研讨书法。清代《茶余客话》记述，张照坠马摔伤右臂。时值百官进呈《落叶倡和诗》，张照不愿落空，用左手书楷，凝和蕴藉，无一呆毫，“上大悦”。
在历代帝王中，就数弘历题词赐匾的瘾最重；字“迹”遍及祖国各地。张照，字“华亭”。是时，行家都说：“寺里石碑称御笔，精神姿态是华亭”。或许弘历学得太像，或许就是张照代书。
自东晋以来，书法界崇尚王羲之父子的帖札，人称“帖学”。玄烨、弘历钟情于董其昌、赵孟，康熙—乾隆年间，“帖学”火得不得了。盛极而衰；乾隆中后期，大量古碑出土，有心人从中发现了书法之源，大力倡导“碑学”。湖南道州人何绍基，被看作是“碑学”的一位“身体力行”的实干家。江苏仪征人阮元，乾隆年间进士，官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至体仁阁大学士，被称为“碑学之首倡”，著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福建宁化人伊秉绶，乾隆年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及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工隶书。人们说他是清代“书坛巨擘”，“碑学开山鼻祖”。安徽怀宁人邓石如，多年专心临摹秦汉以来的金石碑刻，“开有清一代碑学之宗”。山东曲阜人桂馥，乾隆年间进士，“隶书源头，出自汉碑”；“百余年来，论天下之八分书，推桂第一。”
处在帖衰碑兴之际，书法界各推“掌门”，互相评说“是否真传”。有资料说，刘罗锅子刘镛的学生、内阁学士翁方纲的女婿戈仙舟问刘老师：老丈杆子让我问问您，“哪一笔是古人的？”刘老师说：回去问问你的老丈爷儿，他“哪一笔是自己的？”
乾隆皇帝弘历倒没有什么门户之见。江西新建人曹秀先，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尤工书法”，“碑版照耀海宇，自刻石书课若干种”。弘历尝召问，蒙赏御临黄庭坚尺牍二幅。
有其父必有其子。弘历的四子永珹、五子永琪、六子永瑢、八子永璇和十一子永瑆，都是书画高手。永瑆的名气最大，为乾隆年间四大书法家之一；另三家是翁方纲、铁保和刘罗锅子。弘历的裕陵，有一座“圣德神功碑”，嘉庆皇帝颙琰撰文，碑上的汉字由永瑆书写，是清代碑刻佳作之一。
同治皇帝载淳也算出自“书香门第”，书法功底自然不薄，舞文弄墨当属“本职”。传说，他在逛“八大胡同”时，曾顺路逛了逛宣武门外的琉璃厂。那里是文人雅士经常出没的地方，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的云集之处，店铺鳞次栉比。载淳买了一批书画用纸，掏出一把“瓜子儿金”结账。店主一楞，知道买主绝非凡人，退回瓜子儿金：“东西尽管拿走，权当小店奉送，欢迎再来。”不料，转天有人如数送来了货款。
第六部分第十二章 念始终典于学（5）
别看载淳“花”得很，却从来不“吃拿卡要”。这一点，比如今的某些官员强多了，别说不花钱就“买”东西，借了不还，也是常事儿。想当年，响当当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办事儿就一点儿也不“文化”，多次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了故宫博物院的古代字画不还。
慈禧太后御笔书轴知道光绪皇帝载湉底细的人都说，他的大字写得相当漂亮。但是，该出手时他也不出手，轻易不露，很少有人得到他赏的“字”儿。
名师出高徒。在“碑学”越来越时髦的年代，翁同和却死守“帖学”阵地，成为“光绪年间书法第一人”。作为载湉的老师，变法的“同志”，在书法方面，翁同和肯定会给予载湉很多“帮助”。
慈禧太后的“书法”，也不赖，常拿自己写的“福”和“寿”，赏赐王公大臣。有时，斗大的“福”字和“寿”字，她一口气连着写六七幅。老佛爷个头矮，写大字时够不着纸的上边儿，脚底下还得蹬着凳子，闹得太监、宫女紧紧张张；用力扶着吧，怕影响运笔；扯衣服襟吧，太不雅观；要是听之任之，摔了跟头，那可就大家都没福又无寿了。
在古代，“字”儿是非常神圣的东西，写字儿用的东西，一律为“宝”。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某些地区和家庭里，有“字”儿的纸，都亵渎不得；“废”了的，要郑重其事地焚毁，不准随意丢弃。拿有“字”儿的纸擦屁股，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清代皇帝把动笔写字看作是一件很隆重的活动，岁末举行“封笔仪式”，正月初一举行“开笔仪式”。
年三十儿，皇上烧香拜佛、敬孔子，宣布“封笔”，有天大的事，也只能“口诛”，不能“笔伐”。乾隆年间，一个除夕晚半晌儿，内阁送来一份来自四川金川前线的特急战报，封套上插着好几根儿鸡毛，立等阅、批。已经“封笔”的弘历，看完战报，口述重要指示，由阁臣记录，整理后下发。
元旦，康熙皇帝玄烨在乾清宫举行一个仪式，升座，“开笔书福”。所用的笔，是特制的，黑漆笔管上刻着金色的“赐福苍生”四个字。写字用的绢，涂着朱砂，绘有金色云龙花纹。应召而来的王公大臣，齐刷刷地跪在御案前。玄烨甩开膀子，挥笔书写大个儿的“福”字，一一赐给眼前的王公大臣。
乾隆帝《御笔三希堂记》册正月初一，雍正皇帝胤禛举行“明窗开笔”典礼。他半夜起床，祭拜各路神佛、先贤之后，在养心殿东暧阁（明窗）开笔；先用红墨写“福”字，再用黑墨写几句过年的吉利话儿。他写的“福”，有些贴在内廷的各宫殿，有些赐给臣工。
乾隆皇帝弘历把“开笔仪式”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套“系列活动”。开笔之前，他遍访宫中名神大佛，给他们烧香上供，最远到过北海阐佛寺；再给孔子牌位作揖磕头。折腾一大圈儿，他来到重华宫漱芳斋，郑重其事地抄写一遍《心经》，然后才开始“书福”。第一个“福”，贴在乾清宫正殿内，再把一批“福”贴到帝后妃嫔的各个寝宫去；当然，他也不忘给王公大臣赐“福”。弘历比他爷爷、爸爸都大方，侍卫、太监，也能捞到“福”。
道光皇帝旻宁“上学”三十多年，与“文房四宝”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读书写字已经习惯了，一点也不厌烦，还能频频想出一些新点子，搞点儿文字游戏。他在“开笔”之后，先“书福”，后“写诗”；冬至那天，还要来一个“九九消寒”活动，持续八十一天。
冬至这一天，旻宁挥舞如椽大笔，写下“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风）”九个大字。每字都是“九笔”，共“八十一划”。乾清宫懋勤殿太监，把这九个字处理成“阴文”，裱以纸绫，装上画框，分别挂到各寝宫去。“数九”时，各寝宫的人描第一笔，以后每天描一笔。“九九”过完，九个字全部描实。
清代皇帝特别卖力气搜集历代书法大家的墨宝，临摹，欣赏，珍藏。康熙十六年，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献给了玄烨。玄烨喜出望外，“赐以表里各八端”，以示“公平交易”。此后，他于“万几余暇，披玩摹仿”。到乾隆年间，弘历特辟专室珍藏这件“宝贝”，数十年间，七十三次题跋。
弘历发布圣旨，精选大内所藏历代名人墨迹，刻石藏于北海的阅古楼。乾隆十二年，吏部尚书梁诗正等官员，奉旨编辑《石渠宝籍法帖》，共三十二卷，收集了自魏晋至明末的一百三十四名书法大师的作品三百四十多件。乾隆十八年，弘历指示，在北海的阅古楼，嵌藏“法帖”四百九十多方。弘历自己写的《敬胜斋法帖》，刻石嵌在养心殿廊壁上。为了镌刻刷拓御笔，内务府增加了人员编制，设置了“御书处”。
书画本是一家。中国书画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二者都讲究“平衡”。“书”就是画，画也离不开“书”。许多书法家都是搞“平衡”的高手，一身二任，书画俱佳。明清两代的皇帝中，也不乏这类人才。
与宫廷菜的情形类似，皇家园林的创意，恐怕也主要来自皇帝及有关的臣工。以前，书本上总是说，这些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统统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忽略了其中所凝结的帝王将相的艺术修养。以清漪园（颐和园）为例，它固然表明，大量的民脂民膏，被皇帝用于穷奢极欲；同时，所体现的苏州、扬州、杭州、无锡等地名园胜景，以及传说中仙境的风范，也折射出了帝王将相的实践经验、艺术造诣，甚至是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
好的画作，不仅是“艺术品”，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儿子手里，还是有效的防身武器。
朱元璋杀人如砍瓜切菜，太子朱标生性仁厚，爷俩尿不到一壶，常发生口角。朱元璋火气一上来，就动手敲打太子。有人说，朱元璋打天下时，有一次仗打得很惨，要不是夫人马氏背着他，撒开两只大脚丫子一通狂跑，他就得当俘虏。太子朱标依照传说，画了一幅画，藏在身上作挡箭牌、护身符。有一回，朱元璋又要“拳伐”太子，爷俩展开一场追击战。眼看老拳就要落到头上，朱标急忙掏出那幅画，扔到身后。朱元璋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拣起一看，旧情涌动，老泪纵横。朱标乘机逃之夭夭。
成祖朱棣一生戎马倥偬，打打杀杀，无法静下心来泼墨作画。在欣赏画作方面，他也独具久经沙场的那种粗犷、豪放的目光。当时，朝野都对宋代名家夏圭、马远的绘画作品，寄予高度评价。朱棣却嗤之以鼻：偏安之物，有啥好看的？净是些残山剩水，一副败家的景象！
明宣宗绘《武侯高卧图》夏圭和马远，都是南宋宫廷画院的待诏，皆善“大斧劈皱”之法，独树一帜，时人并称“马夏”。夏圭“用秃笔带水”，多作“半边”风景人物画，绰号“夏半边”。马远好画“一角”之景，绰号“马一角”。
相比之下，那种“画面完整”，山水布置严谨，层林尽染、色彩比较浓重的风景画，朱棣就一通说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看起来，朱棣在欣赏中国画方面，是个“棒槌”，只知道“看热闹”。
到了宣德年间，老朱家的江山，总算坐得比较稳当了；再加上父母严加管教，宣宗朱瞻基才终于有了附庸风雅的闲工夫，成为明代皇帝中最出色的“画家”；在行家看来，他的作品也像那么回事儿。现在，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他的多幅作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朱家打天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而把家族的综合素质提高到一定水平，差不多用了四代人的时间。“麻袋片上绣花，底子较差。”综观明代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