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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不知道的大宅门 导演郭宝昌传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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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泉水穿来穿去尽情浏览,即使一本书不买,溜达上一天,那也痛快、过瘾,也是一种享受,那是只有读书人才能感受到的一种情趣,一种特殊的氛围。
  书市不同于书店,犹如现在的“超市”一般,进去一趟,什么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衣服鞋袜,以至倭瓜茄子全可以买到,省却了东奔西跑。我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一年到头流窜于大江南北,偶尔在京赶上一次书市也不容易,但只要我赶上,我是必到书市走一遭的,过节嘛。
  可近两年逛书市,却感到味儿有点儿变了。
  那年的书市在地坛。吃完早点,我兴冲冲地奔向书市,还没走进书市便听到了里面的一片吆喝声:
  “快来买!快来买!十块钱三本,便宜啦便宜啦!……”
  “瞧一瞧!看一看!二十块钱买一套!……”
  “贱卖了嘿!全部四折!……”
  我以为走错了门儿,是不是到了农贸市场,进去一看,没错,书市。吆喝声此起彼伏完全像卖西红柿和烂菠菜的,这是怎么了?我的兴致立即化为乌有。无可否认,市场上流通的书是商品,书上有标价,你总要付人纸张、印刷、市场流通的钱嘛,可买回来的是知识。书是什么?是写书人情感的抒发,是一种人格的自我完成。他想向读书人说点什么,或者根本不想说点什么,只是抒发了,读书人却从中有了共同的感知,甚至理解了他的价值,于是有了沟通,它跨越时间、跨越国界,它是永恒的。于是买书,卖书,读书,藏书变得神圣起来,这和卖西红柿、烂菠菜完全是两回事。我惊讶地望着吆喝叫卖的摊主竟不敢靠前,我没有闻到书香只嗅到“铜臭”,太恐怖了!而且所有的书摊都大同小异毫无特色。
  我深深地感到了出版业的萧条与艰难,摆出的书大多是沉积库底多年滞销的老古董。书价折得可怜,我怀疑是赔本儿赚吆喝,而且这些同样的古董几乎占据了一半书摊的显眼位置。摊主们卖力地吆喝着,擦着不住流下的汗水,我眼前立即幻化出国子监那四条大汉,按年龄推算,我又怀疑这些摊主是那四条大汉的后代。
  话又说回来,和那四条大汉一样,这些吆喝者也是没错儿的,他只管将书抛出,将钱收回,或许卖多了有提成或奖金,这是他谋生的手段。至于书是否香,是否神圣,是否抒发了情感还是有无沟通,关他鸟事!我被摊主们认出来了,于是大声呼叫着我的名字,呐喊着“十块钱三本儿”,我若买的话还可以便宜些。又是一个哭笑不得,我说我并不在乎书价高低,我需要的书再贵我也买,我不需要的书你按烂纸价称给我,我也不要。摊主们立即向我推荐别的书,大部分是“厕上文学”和“垃圾文学”,假如也能叫文学的话。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向我推荐“性”文学系列。这本也没什么,可那种诡秘,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又使我想起了老东安市场的书摊主李先生,真是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书摊、一个书市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书市要这样延续下去,我想,我不会再光顾了。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书劫”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真正的书的节日呢?我们的恋书情结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次书市我只买了一套《太平广记》,只花了三十元,我怎么算也觉得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嘛!


  第三部分


  相识“第五代”

  我与“第五代”导演,一九八二年以前并不相识。一九八0年有过一次接触——假如那也叫接触的话。
  那一年我拍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也就是处女作——电影《神女峰的迷雾》,我决定审查通过以后先拿到学院去放映(所有的新片,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先看的)。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十六年了,我才“处女”了一下,回去向老师汇报;二是示威,被整多年,回
  娘家扬眉吐气一下。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在“神”剧中扮演吴新竹的演员侯克明(现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坚决反对。他说现在电影学院里有一帮小子,专门以起哄为能事。
  有一次,“八一”厂的一位老导演拿他的新作来放,这帮小子大呼小叫丑话迭出,鼓倒掌叫倒好,愣把这位老导演气跑了,说再也不进学院的门。还有一位“西安”厂的导演拿新片来放,愣叫他们给哄哭了,什么面子、礼貌,一概没有!现在一般的导演都不敢在学院放片子了。
  学院领导严厉批评过几次均无效。我说我这片子还不至于吧!他说肯定哄,并仔细分析了一下说有三处可能挨哄,劝我罢手。我还就不信这个邪,我还没次到这种地步吧?我偏去!克明又说他拿片子去放,叫我别露面,放完了再告诉我现场情况。说得这么恐怖,反而惹起我的火性,一定要去,看看这帮混账小子怎么哄我,我也长长见识。
  我有个习惯,看电影不愿旁边有人,总坐在右前方没人坐的地方。克明坐在我旁边,隔五六排的后面,坐着一帮学生,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开演了,场子里很静。字幕过后,第一场山洞戏刚完,女主角出场有一个大近景,忽听背后有个人大喊:“好大的脸!”立即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哄笑,克明悄声告诉我:“这就开始了。”等袁苑往下一跳,后面那人又大喊:“起音乐!”但此处无音乐,后面那人大声说:“我×,没起!”当女主角全景出现时,那人又大喊:“推!”但是这个镜头没有推,那人带有自嘲地喊道:“我×,丫挺的不推?”满嘴的脏话!三次没哄起来。您想想那镜头真要是起了音乐,真要是“推”了,下面会怎样地起哄!从此场内安静了,而且随着剧情,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和轻轻地议论声。待演到“审瘦狗”一场,当瘦狗说“向毛主席保证,说瞎话我不是人”时,场内竟爆发热烈的掌声。直到换了本儿,下一场开始了,掌声依然不断。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这他妈叫什么事!他们没哄起来我就成功啦?后来才知道,坐在我后面那帮小子,就是导演系七八班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声震中外的“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之流,高声呐喊的正是何群。
  样片一看完只见艺谋哭丧着脸对我说对不起郭爷,这批样片拍得不好,您那么支持我们,我们拍成这样太惭愧了。看得出他决非假谦虚,决不是假客气。他说“砖窑”一场本想把背景刷黑,这是错用了墨汁来刷,反映在胶片上变蓝了,墨汁有胶凝固以后有反光,整个儿砖窑的气氛全破坏了。我又震惊了,这么点儿小事至于这么哭丧着脸吗?我说千万别来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什么的,这批样片很棒。他说不行,回去以后要补拍,我说现在绝对不行。
  在去易县外景地的路上我向他陈说厉害。当年新手上片,只要第一批样片拍砸了,只要第一批样片补拍,只要这消息传到厂里,就立即有被停拍的危险,因为人事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而且是握有实权极有影响力的人正摩拳擦掌拭目以待,小刀儿磨得贼快,随时准备捅你一下子。
  艺谋满脑子艺术,对周边环境形势之险恶毫无戒备心理(这在后来《黄土地》中更凸现出来)。我说对于这批样片要大造舆论,要说“好得不得了”,更不能提补镜头的事。车到外景地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摄制组全体人员几十口子全都站在村口迎接,急等着要看样片,实在令人感动。
  全体驱车奔了县电影院,刚好影院散场,观众退尽全体看了样片。样片放完场内鸦雀无声,何群突然站起大叫:“我×的咧,这拍得叫什么这叫,这他妈能看吗?我×,怎么成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怎么就把何群这混小子给忘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忙冲上去把何群拉到一边说:“你他妈活腻味啦?喊什么你?”我把对艺谋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何群恍然大悟、满脸尴尬。回到外景驻地开了一个会,统一了认识:一,这批样片好得不得了,立即送回厂里审查。二,用不着补镜头了。三,“砖窑”一场重拍,但要在这个外景点儿全部拍完以后,临撤退前补拍,而且不是“补”,是增加戏,增加几个镜头。可新鲜事物的起步绝非那么简单,传统观念的惯性束缚着几乎所有人的思维,看完样片后首先是演员不答应了。
  他们对样片的风格极不理解。“八一”厂的一位老演员气呼呼地说:“拍的这叫什么?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我都没看见我那脸在哪儿,好容易看见一个,还在画面边儿上,还一半儿在外面,里边儿只剩半拉了!”这种情绪很普遍,我找这位老前辈谈了话。第二天又开了会,祝贺第一批样片的成功,并希望大家理解新的观念,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电影需要突破。
  下午我去了拍摄现场,再次使我震惊,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二课。现场围观的老乡甚多,我也帮着维持秩序,有一个人竟站到场子中央,我把他向外推说老乡往后往后,这人说郭导,我是演员,着实叫我一愣,我又推第二个,又是演员,过一会儿我又去推那第一个,还是当做了老乡。这人就是辛明。他说您怎么老推我呀!我还从来没这么眼拙过,任何戏我都可以从千百个老乡中,准确地抓出扮演老乡的演员,扒层皮都认得出是个“城市老乡”,可这个戏我居然一再上当。他们把演员剃光了头,淋上水,在太阳下曝晒,使头皮和脸色一致。他们不满足于服装做得旧,叫演员穿上衣服在土地上乱滚,在土墙上乱蹭,每个镜头前都往演员的头上身上撒极细的土沫,那真名符其实,一丝不苟。他们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使我深受触动。
  晚上回来又开了总结会,我表示了深深的敬佩之意。第二天我返回北京,要把样片发回厂,由厂里审查,我又担心了。其实那位老演员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一旦这批样片不被审查人理解,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哄,整个摄制组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审查时我必须在场。往南宁发片的同时,我给生产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没回去之前任何人不得看样片,片箱不得开封。我那时还有点儿“破”权力,领导也信任我。
  十天后我才回南宁,片箱果然原封未动。当晚,厂里放两部片子,散场后将所有的人驱逐出场,只留下厂长和书记二人,我陪他们看样片,边看边解说;其实我说的都是我的学习心得。样片放完,二位领导称赞不已。
  此后,我筹备自己的新片,再也顾不得《一个和八个》。待影片完成后立即轰动厂内,领导也喜不自禁,立即去京送审。我没挂名,那简直是骂人!
  此片开拍前,电影局审过剧本,并特请陈荒煤同志把关,他认为本子很好,只是结尾太过悲惨,希望改得光明一些。这帮牛犊子们不改,争到最后决定拍两个方案,按原作方案拍一条,按荒煤同志意见也拍一条,两不耽误。
  那时送审,由于多次发生审查现场局领导和创作人员发生冲突,后来规定凡审查现场,创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只可“龟缩”在招待所,听候宣判;而且审查意见并不署名,只盖公章,整个感觉有点儿“虎”怕“牛犊子”了。思来想去不妥,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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