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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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这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这里要九百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人。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作准备，也为今年减租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家都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今天我讲讲整风问题。这是个全党的问题。五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内进行一次整风，这是我们党的第三次整风。
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整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即三查三整。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经过三查三整，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在这两次整风中，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这两次整风对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进行第三次整风。这次整风是处在工作任务更加繁忙的时候。我们面临三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这次整风要吸取前两次的优点，避免前两次的缺点。
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那末，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指出，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拿川东的征粮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有些县完成得很好，有些县则完成得很差，而同志们都是很努力的。检查一下，完成任务的往往比未完成任务的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入情入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运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少一些。这就说明，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
重庆的工厂企业也是这样，凡是正确执行政策和工作作风好的，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南桐煤矿，干部并不多，但是工作做得好，原因就是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上级还未提出废除把头制时，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制度不合理，而且改革了。又如码头，干部也不多，而且工作复杂难做，但是他们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能够走群众路线，先摸清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又如兵工厂，由于生产尚未恢复，开始只发生活维持费，工资较低，工人普遍不满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简单下个命令，出个通告；二是开代表会，说服工人。他们采取了后一种办法，由工人推选代表，开了几天会，刘司令员也去讲了话，结果，包括原来准备向工业部作斗争的代表在内，全体举手赞成不增加工资。究竟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好，还是依靠群众、说服群众好？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我们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执行政策上和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而是埋怨上级给的任务重，干部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