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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顾准日记-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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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
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日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
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1963年
他重回经济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1968年到1972年期间,
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
室”里朝夕相处。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
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
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
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
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
我是从他受益极多的。现在我主要不是表达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
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的改革和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样的意
义。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
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
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
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
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
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
“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
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
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
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
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
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
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
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种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
知灼见,无疑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
态度。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
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
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
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
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
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
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
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
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
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
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
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
准的特点是“恃才傲物,日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
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
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
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有深厚的情感,
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
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命队伍中的种种
丑恶现象,总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
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传
统中的阴暗方面,如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
“黄老风格”,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他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
于被看做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
对于大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
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仑独裁。
    然而只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
的内心世界。
    人们也许认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
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人判
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
安宁”。“不是禄蠹,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
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
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
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
艰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
截然相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
硬汉子。例如,在河南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
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
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
“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
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
“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
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辩解。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
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近九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妹
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
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
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
发”顾准在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的“内奸”,很久以后随着周扬的解脱,
他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于他们这位老朋友却多
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我当
时很不以为然。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
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
一生。这种悲惨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
呢。
    顾准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
词指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他义正严辞
地宣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
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
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的苦难,满怀同情,
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伤心落泪,
边读边哭。在看到别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他会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
出来打抱不平。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想到的是“中国农村冬天没有鞋穿的孩
子们”。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
受一点牵连。“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
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线”。顾准对此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
不惜牺牲自己的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
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
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
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
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
成为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休息”。那是顾准临终的一
天。由于癌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
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约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
扎着用手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
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
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
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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