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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心理学的故事_(墨顿[1].亨特_着)-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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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了解……一个(孩子)是否在被认为是正常孩子的其它孩子的平均水平之上,或者他是否还留在这个水平之下。理解正常人智力发育的正常过程,我们就能够确定一个人超前或者落后了多少年。一句话,我们将能够确定白痴、低能和弱智对应于这个表的哪一级。
  按照年龄来确定智力,并收集一套可以测量一个孩子的心理年龄的认知任务,这就替代了高尔顿的人体测验法,并成了智力测验运动的基础。
  比奈和西蒙发表了成果之后,他们开始考虑自己发现的一些缺点和别人提出的一些批评,然后于1908年,后来又在1911年广泛地修改了这套测定法。这些修改还包括了一些评分信息——任何年龄的孩子应该能够回答的问题或者完成的任务的一套标准。(如果任何年龄组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孩子都能通过某项测试,比奈和西蒙就认为这项测试对这个年龄组是正常的。)1911年的测定表上有下列项目:
  3岁:
  指鼻子、眼睛和嘴。
  重复两位数字。
  列举图画中物体。
  说出一些人的姓。
  重复一个由6个音节组成的句子。
  6岁:
  区别早晨和晚上。
  通过用途定义一个词。(例如:“叉子是吃东西用的。”)
  照样子画一个心形物。
  数13便士。
  在图画中指出画得丑的脸和好看的脸。
  9岁:
  从20苏中找出零钱来。(苏为法国旧币名)
  指出一些词比用途更高的形式。(例如:“叉子是一种进餐用具。”)
  分出9种钱币的价值来。
  按顺序报出月份的名字来。
  回答简单的“综合问题”。(如:问:“错过火车后怎么办?答:等下趟车。”)
  12岁:
  抵抗暗示。(让孩子看四对不同长度的线条,然后问每对中哪根长些;最后一对线条的长度是一样的。)
  用三个既定的词汇组成一个句子。
  3分钟内说出6O个单词。
  给三个抽象词定义(慈善、公正、善良)。
  根据一个杂乱的句子说出有意义的话。
  1908年的测定表包括了对13岁儿童的测试,1911年的表包括了对成人的测试。如以后的研究人员会指出的一样,智力的发育一直到成人的早期,然后就停下来了。
  1908年和1911年的修改版是第一份功能性智力测试,对课堂操作和“智力水平”有效(里面有代表每一种年龄正常反应水平的分数)。心理学家们第一次可以确定,一个孩子的心理发育水平比正常水平超前或者落后多少年。比奈和西蒙说,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龄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龄晚2-3年,这孩子可能就需要特别教育了。他们还按心理年龄确定了三种心理迟钝水平。他们说,白痴只有2岁或者以下的心理年龄;低能为2-7岁;弱智为7岁以上,但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龄还是晚许多。
  这些归档中的弱点是,年龄都固定在某个心理年龄上,而几乎所有的心理迟钝儿童都还在持续发育,尽管比正常发育速度慢些。一个4岁的孩子,如果他的心理年龄只有2岁,他就是个白痴,可到8岁或者10岁的时候,尽管仍然是个白痴,可他的心理年龄可能已经到了4岁或者5岁的水平。
  一位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于1912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龄用自然年龄去除,结果将会是他的“心理商数”(很快重新命名为“智力商数”,或者叫智商IQ),这个比率可以表达孩子相对的心理迟钝或者超前的程度。一个4岁孩子如果只有2岁的心理年龄,其智商就是50(比率要乘以100以去除小数点的麻烦),如果10岁的时候还只有5岁的心理年龄,则其智商仍然是50。同样,一个5岁的孩子如果有8岁的心理年龄,或者一个10岁的孩子有16岁的心理年龄,则其智商为160,这是天才水平的智商。因此,智商是一个有用的办法,可以表达考试结果,并提供一个基础,可以预测孩子的发育潜势。
  尽管比奈和西蒙在选择测试材料时在想办法测量“天然智力”——天生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的能力,可是,比奈却不是高尔顿那样执着的遗传论者。他明确地宣称,这个测定表丝毫没有涉及这个孩子的过去或者将来,而只是对他目前状况的一种评估。比奈提醒人们注意,这些测试结果,如果生硬地地去加以解释,有可能会给一些孩子贴上错误的标签,或者彻底毁灭一个孩子的生活,因为他们在特别的帮助或者培训下可以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而且,他在后来的作品中还骄傲地引用了一些例子。他创立的一所实验学校里,有一些低于正常水平的孩子在特殊班级里已经提高了自己的智力水平。
  1908年的测定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到1914年,出版了约250多篇文章和书籍评论或者利用这个成果,到1916年,1908年版或者1911年版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德国、瑞士、意大利、俄国和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广泛使用,并被翻译成了日语和土耳其语。对这样一个测量标准的需要很明显地在一些工业部门产生了。心理学家亨利·H·哥达德于1910年将此标准介绍给了美国心理学家们,并在1916年写道,如果说“整个世界都在谈论比奈-西蒙标准”,那根本就算不上是夸张。而这还只是开端。
  比奈死于1911年,享年54岁,他没有能够活到看见自己的胜利的一天,可是,如果他果真活到了这一天,他可能会很悲伤地发现,他的这个标准虽然已经在许多国家采用了,可在法国却既不受欢迎,也没有被采用。只是到20年代才在法国进入使用中,而且还是一位法国社会工作者从美国带回来的。比奈本人直到1971年才开始在法国国内受到尊敬,这年,人们终于在他实行心理迟钝儿童实验教育法的那所学校举行了一个仪式,纪念他和西蒙。
  测验狂潮
  智力测验采用的速度之快,热情之高,没有哪个地方能跟在美国相比。而且相当有理由。美国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结构,对能掌握复杂技术工作的工人的需求在不断快速地增长,由行为不良者、穷人和罪犯构成的下层阶级人数众多,成百上千万教育不足和看上去像半原始人的移民蜂拥而入,一种能评估人的心理能力的科学方法可以为社会领导者们提供一条从混乱中理出秩序的办法。
  可是,虽然比奈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龄值的人,他们的智力是可以通过特殊培训加以提高的,可是,美国大部分心理测试倡导者们都接受了高尔顿的立场,认为遗传是心理发育中最大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人的智力因而是不可改变的。他们把心理测量当作一种手段,让社会借以将其成员分配到适合他们天生能力的一些学校和工种上,并作为一种诊断手段,用以分辨那些应该限制其繁殖以免将其缺陷传递下去的人。
  亨利·哥达德就是持这种观点的领袖人物之一。哥达德(1865-1957)是位强有力而生机活泼的人,他曾在克拉克大学接受过培训,当时,G·斯坦雷·黑尔(冯特的早期弟子之一)是心理学系的主任,他是位坚定的遗传论者。哥达德吸收了遗传学观点,1906年他成为新泽西葡萄园研究基地——“心理迟钝者培训学校”的校长时,在他看来,一切都在身边确切地证实了。许多心理迟钝者不仅行动有问题,他们看上去也是天生有毛病的。哥达德甚至提出假设说,心理缺陷是因为某个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不过,他的确看出,葡萄园的孩子们的缺陷并非都在同一个程度上,因此,为了确定什么样的训练对某个孩子特别适合,他需要有一种办法来测量每个人的心理能力水平。有一阵子,他试图使用卡特尔的人体测验试验,可是没有成功。然后,在去法国的一次旅行中,他得知有1908年版的比奈…西蒙标准,认识到它的长处后,他立即将它翻译成英语,除了将一些法国文化上面的事例用美国事例替代外,他没有做任何修改。
  哥达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奈…西蒙标准来进行大规模测试的人,他想法让培训学校的400名儿童和新泽西公共学校的2000名儿童参加了测试。他的结果显示,在心理迟钝儿童中,智力得分有很大的一些差距,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共学校的学生中间,情形也是差不多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低于其心理年龄正常水平。
  这就促使他开始了一项活动,要在公共学校里进行智力测试,以确定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并使他们分流至特别班级;他还开始给一些教师讲课,宣传比奈…西蒙标准的用法,并向全美国的同行们散发了数千份宣传资料。在6年时间内,比奈…西蒙标准就在许多公校里开始使用了,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教师们根据这个标准决定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它还在许多机构里得到使用,以测验“心理缺陷”,在教养院和少年管理机构及治安法庭上使用,以改善对被管治者和犯人相应的处理办法。
  哥达德认为,低智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白痴和弱者对社会不是个威胁,他说,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繁殖自己,可是,“高级缺陷者”或者痴愚者(这个词是哥达德发明的)却很有可能,他们也许会成为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或者罪犯,而且同样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者。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过这个问题,他说,许多罪犯,大部分是嗜酒者和妓女,还有“所有那些不能使自己适应其环境,不能信守社会传统或者按感官需要行动的人”,都在遗传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这些说法一方面是根据比奈…西蒙标准来的,还有他自己对美国内战时期一位士兵的后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人与一个弱智的吧女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又娶了一位教友派的妇女,并与她生了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跟这两位妇女的好几百名后裔,直到本世纪初为止。哥达德报告说,与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是弱智、不道德或者是犯罪分子,而教友派妇女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有很大的毛病。除开其它方面不说,只有很少的家庭是经过,或者可能进行过测试的,所说的大部分例子里面的智力问题都是仅凭长相或者二手报告及谣传。另外,哥达德说,两边的孩子们生长的环境都大致相同,可现存的信息(比如两边孩子们的成活率)却清楚地显示了相反的情况。可是,在当时(1912年)及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作有力的证据,证明智力能力的基因传递——哥达德实际上用了“好血”和“坏血”——及其社会后果。
  哥达德得出的比西氏数据及其有关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引导他采取了一个比高尔顿严重得多的立场:“非常清楚,弱智者不应该允许其结婚,或者成为父母。要使这项规定得以实行,很明显,社会的智力部分应该强化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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