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李敖:胡适评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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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
』」：「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
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 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 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 ＊ ＊
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後，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
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昼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後写蒋孟邻的。关於这件小事，我？？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
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後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麽，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後，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後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叁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
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
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 ＊ ＊
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
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 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
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
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後
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
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 ＊ ＊
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
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叁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五十叁（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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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者胡适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楼，
只是重温旧梦。
——胡适：《旧梦》
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国六年的一月里，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到了北京大学，这个老头儿就是蔡元培。他当时要物色一个文科学长，他的朋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办杂志的陈独秀，杂志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时候刚出了十五个月。
陈独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这些年轻的教授们颇有“万事俱备”的条件，他们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地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
* * *
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六年的九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遂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
北京大学热闹起来了！梁山泊上又是添了几条好汉，他们是：胡适之、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
北大新添进了新血轮，北大开始蓬勃了！
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个教授轮流编辑，想开始为中国奠定“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那一两年间，他们最大的成绩当然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斫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胡适首先看到这一点，他立刻把消极意味的“八不主义”改成了肯定语气，他告诉人们：
一、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 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非常明显的，这四行句子的的精义所在已经不止于文字方面了，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
民国七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写《易卜生主义》，初次宣扬那个“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他借着西方近代一个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笔，借着简明有力的白话文字，鼓吹“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