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李敖:胡适评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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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了，这个计划也就跟着流产了。　

　　十一年后，一九五八年的四月十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以吴大猷先生所拟的《长期发展科学的方案》为蓝本，经商讨后，八月二十二日就获得政府的支持，五个月后就正式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长兼任，象征着最高学术机构与最高教育机构的合作。从一九五九年度到一九六一年度，只靠着不能算多的台币，非常有限的美金，一个执行秘书，三个专任职员，就把这个计划奠定了事实上的基础，“使这件百年大计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有一点微细的开始”，这不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吗？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议上，胡适说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话，他说：　

　　……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很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为国家计划发展科学，这个责任“不亦重乎？”我们的任务是“长期发展科学”，“长期”“不亦远乎？”……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发展科学的重任和远路》，《新时代》，一卷二期）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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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须抱歉我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在逻辑上，我说这话并非意谓着我在否定他。我只是认为这属于胡适个人的小问题，或者他影响下的那个“新朴学集团”小问题。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对几个重大问题追求的“纯度”，也许还是有问题的。例如他以一个曾经“很热烈地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如果我们说他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一点“历史癖”、“考据癖”，我们反倒会同情，反正他的天才过剩，不浪费一点，他是难受的。

　　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我们现在是文化沙漠，胡适的重要在于他能运用他的远见、声望与“亲和力”，为沙漠打几口井。至于能不能使荒凉已久的沙漠变成绿洲，那还是一个非常显然的未知数！这个关键不在胡适，而在胡适找不到真正认识他的“远景”的人。他们只会顶着胡适的招牌，只会送他蟠龙的大花瓶，只会利用胡适的无为与宽厚，办那些学术与人情分不开的事业，中国过去的教育与学术已经断送在他们手里，如今他们又围来了，我不敢断定胡适之的良法美意不栽在他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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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　arrogance，有人骂他是“学阀”，至少我是赞同的，我不觉得这词儿有什么讥贬的意味。相反的，对这些只会浮议、毫无风骨的穷酸文人，阀又何妨？四十年来，胡适被穷酸文人的浮议骂惯了，他才不在乎这些，有的甚至写洋洒千言的专书骂他，他只觉得好玩。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他说：“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我要给他补一句：“只要我们负责任，不怕人家拿‘不负责任’来骂我们。”补全了，才是他“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这主义的特性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吗？

　　知道胡适这种基本态度，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主张“用负责的态度，说平实的话”；为什么他“不说专为大家拍手叫好的话”；为什么他不在外国说、租界说，却一定要跑回国内来说话；为什么朋友被抓起来，他不说“抓破脸”的话；在他眼中，为舆论坐坐牢，算不了什么，并没什么不像话。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这种情形，对一国众望所系的胡适说来，当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锅粥，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

　　但在许多方面，胡适也绝非冷冰冰的人：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喜欢南港的小学生，为国民学校捐巨款；赞助北平的助学运动，也破例卖字；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从这些小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为人热情的一面。但他的热情绝不过度，热情的上限是中国士大夫，下限是英国绅士。他在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住痛苦。”在这点上，也许那写Marriage　and　Morals的风流哲人会笑他，不过在保守的中国，他在这方面是白璧无瑕的。

　　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作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无怪乎蔡尔德（M。W。Childs）说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了。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说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邱吉尔最爱引用的一句老话是希腊史家布鲁达克所说的：“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虽然这样，我仍希望我们的进步能向他们投掷我们的无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知道长进的强大民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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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　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　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後怎样在制式教育　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後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叁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　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ＰＴＴ，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　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　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