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险-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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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芏嗯勒呋蛎飨浴⒒蛞馗芯醯讲皇省５牵颐侨春苣颜业秸嬲姆炊月劬荨！�9·11”发生之时，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福山，希望他作出相应的解释或得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一家报纸甚至以《福山的终结》作为标题。“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福山后来回忆说，当一家飞机撞向五角大楼时，他正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尼采高级国际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当然，他首先担心的是在国防部工作的妻子。但在随后面临的大量质疑中，他仍相信，这一悲剧可能仍是历史的后冲力。一小群极端分子并不能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他举例说，在伊朗革命发生的23年后，大多数伊朗青年却更渴望现代化，他们更向往自由生活。
“在更长的历史范围内，我可能仍是对的。”但性格温和的福山先生也承认，“不幸的是，我们却只能生活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因此，三个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困扰了福山的思考，“这也是我理论上的弱点”，他诚实地说。比起1989年，雄辩滔滔地论证“历史的终结”，这些问题已进入更为具体的细节。
首先，什么样是好的政府治理，如何创建一个良性机构。经济增长、政治演变与文化改变往往是顺序发生的。但福山发现，一个国家发展与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能否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而在于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东亚的成功在于新加坡、日本与韩国等国拥有有效的政府与公共服务机构，而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得到了华盛顿的杰出经济学家的帮助，但由于缺乏现代政府机构的支持，而终究在短暂的繁荣之后重陷困境。而令人绝望的非洲不管接受多少援助，仍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正在于非洲国家在殖民者撤离后，陷入了权力真空。
其次，军事技术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如果下次发生在伦敦、纽约或者洛杉矶的悲剧是核爆炸，或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结果将会怎样？福山理解布什政府对于伊拉克政策的心理原因，却仍不能肯定这种反应是否足够明智。
第三点，福山试图理解，如何重新理解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又如何处理美国与它正在分裂的昔日盟友—西欧间的关系？“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水星”，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卡甘在最近的《政策评论》上写道。不要假装美国与欧洲仍是盟友，冷战结束后，它们已开始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伊问题上的分裂不过是其开始。卡甘借用了福山的概念，他说欧洲已处于历史的终结，它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状态，传统的实力政治形态已让位于平等协商，超国家组织逐渐取代了独立国家。但美国却仍处于历史的进程之中，它需要运用传统的权力政治（军事）去对付伊拉克与基地组织。1989年为西方胜利而欢呼的福山，不无尴尬地发现，并且是在美、欧愈来愈烈的争吵中发现，西方似乎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分裂成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福山不相信大多数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美欧分歧主要是由于风格上的不同—美国单边主义，而欧洲更注重协商机制。实际上，福山举出了相当多的例证来证明，欧洲往往比美国更为单边主义，尤其是经济领域上。他也情不自禁地为布什政府辩护，布什政府的作为并不比克林顿政府糟糕。福山相信克林顿对于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国际协议的热心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它很难得到国会的批准。
“它们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分歧。”福山说道，不管来自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反战情绪多么明显，他们显然都未能真正理解美国人的情感，未能感觉到“9·11”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恐惧感。欧洲人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捍卫西方文明的战争。事实上，他们都在想，这场攻击只是针对美国。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美国与欧洲都是自由民主政体的信仰者，但是这两者在对民主的看法上却有本质的分歧。美国人相信，是公众赋予了民主政权以合法性，而欧洲国家则是相信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它将仲裁谁更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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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未重新开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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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个问题牵引着福山的新思路。在谈及新的写作计划时，他说他要写一部关于政府治理的作品。在过去的13年中，我们习惯了福山的每一次探索给我们带来的震惊与引发的争论，就像《纽约时报》所说，他总是试图去把握“大理念（bigidea）”。有趣的是，当《经济观察报》试图询问他为何总是衷情于bigidea时，他腼腆地笑笑而未做回答。《历史的终结》呈现了福山宏大的叙事能力，它将福山著作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探索一个可能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各个角度出击引经据典；它常常自相矛盾，它的开放系统却足以刺激人以思考，使人充满阅读快感……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探讨了社会资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形态。1998年的《大分裂》，回顾了过去40年间西方社会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家庭解体问题，并将我们正在面临的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深刻程度类比作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而出版于2002年的《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则将注意力转向了逐渐浮现的生物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上。政府应该对克隆技术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因为我们不能任由科学家的好奇心与纯实用主义驱动这场变革，它同样需要新的哲学思想、法律制度与正在转变的社会思潮发挥作用。而在更深入地理解克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之前，我们必须防止激进的技术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与悲惨未来。福山写道：“这些技术发展将招致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们将挑战我们习惯的平等观念与道德选择：它们将给予社会控制公民行为的能力；将改变我们对人格与人性的理解；将颠倒我们目前的社会等级，影响目前对智力、物质与政治进步的评估；同样也将影响全球的政治结构。”福山甚至暗示，我们的未来可能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的结合体—某些技术改变了人性，最高当局也可能运用技术手段来控制个体。同时，当人类可以随便改变基因以消除人类弱点时，那些推动人类前行的伟大品质可能也会黯淡下来。当没有了沮丧、背叛、恶毒，我们还会有欢乐、忠诚与善良吗？
无论他涉及的题材看起来相隔多么遥远，但总有一条线索可以将这些主题紧紧相连。福山总是试图在理解，当我们的社会面临巨大转型之时，人类自身的特性将会遭遇哪些改变。在阅读《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时，人们常常执迷于题目的前半部分，而错失了福山对于人类本性的畅快分析—即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认可与荣誉。而现在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巨大困境是，人们在其中无法获得真正的精神满足感，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使人产生厌倦感。在这本书接近结束的第372页福山写道：“人对‘主人与主宰、死亡’的惧怕是一种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超越自我，使他们时刻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拥有共同理想的共同体的成员。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即便是每30年就要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保卫本国自由和独立的战争，比起一个只有和平的国家来说，也要健康得多，也会更令人满足。”但是谁又能保证可将一场战争控制在短暂的范畴之内呢？福山随后即写道，20世纪战争的历史表明，战争虽具有树立人格和建立共同体的积极作用，但这些作用却早已被战争的主要后果—破坏性完全抵消了。而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的世界，一个向战前的欧洲人一样厌倦了和平与繁荣的群体，将导致更为恐怖的结果。福山在过去13年中的不懈探索，不断催促我们重新回到了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们最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和平与繁荣能给我们带来最终的幸福吗？依靠科技进步就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吗？……
福山相信，人类的历史很可能进入“最后之人”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出现在欧洲，却仍未扩展到世界范围。而糟糕的是，我们尽管可以相信在一个更长的周期内，我们将通往那哪结果，但却无法回避凯恩斯的名言“人都是要死的”。所以，福山在过去13年里提供的是某种信仰，而非解决之道。而如今，信仰与解决之道都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福山先生看似漏洞百出的理论，已经坚持了13年，它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却并未死亡。民主政体、资本主义与世俗社会仍吸引着一个个发展中国家投身其中，尽管它们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性问题，但没有有力的声音能反对它，也没有组织与学说提供了新的选择性。福山为历史不容置疑地指出了方向：“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但是，一个疑问仍旧悬挂在天空，就像福山自己写道的：“即使大多数马车都到达了同一个城镇，我们也无法知道车上的人是否会环顾一下新环境—当发现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他们时，他们会把目光投向一个新的、更遥远的征途。”
我们无法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冥想中，除非你拥有足够长的生命，比如1000年左右，可能会看出其中的一些奥妙。目前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哪个城镇是我们的阶段性目标，我们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更快地达到。而先到的马车能强迫走弯路的马车更快到达吗？
2003年3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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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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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JohnGray，1948－），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活跃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
格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PPE（跨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学系），在约翰·普拉马纳茨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哈耶克政治思想的博士论文。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院士，并任教于该校的政治学系。1997年，布莱尔工党之新政府执政不久后，格雷转到伦敦经济学院（LSE）的欧洲研究所，教授欧洲政治思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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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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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历史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已获得了独特的声誉，但这个无法归类的伟大知识分子常常陷入某种对身份合法性的焦虑之中。在1963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54岁的伯林写道：“至于我自己，是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重围之中：你觉得我是一个小心而敏感的逃避问题的人；别的人几乎全都谴责我在论战中不够温柔敦厚，进行概括的时候太过轻率，对精密分析既不够谨慎也不重视，而且缺乏学术上的中立性。所以我这样做该死，那样做还是该死。”伯林的传记作者大卫·伊格纳季耶夫将60年代的伯林视作是一个身陷重围的人，因为“左派厌恶他，右派又怀疑他；由于太富于怀疑精神而难以取信于有责任感的人们，太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在为现状进行辩护的人们中间始终觉得不自在。”
在约翰·格雷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内，两张赛亚·伯林的照片复印件孤零零地贴在一面赤裸、惨白的墙壁上，他的微笑正对着面容安详的约翰·格雷。这一年，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