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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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
在吴梅村复出之说甚嚣尘上时，侯方域曾致书规劝，论其“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吴梅村复书，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负良友”而终于复出。事实上侯方域亦有被迫应试之事，《年谱》载：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又贾开宗所撰《本传》：
“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语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
年谱与本传所记，于侯方域的心迹，大相径庭，一则被迫，一则有用世之志，而以后者为较可信。
贾开宗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称之为“贾三兄”，撰传评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诬侯方域的出处心迹。但作传记事，求信求雅，与子孙为先人作年谱，理当为亲者讳的情况不同。
今按：辛卯（顺治八年）侯方域应河南乡试，闱中所作策论五道！具载《壮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时顺治甫行亲政而尚未成年，故试策首以《勤于读书》为谏，计陈三事：《开经筵》、《亲儒臣》、《读汉书（文）》。第二策议礼，以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继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废五帝三王之礼，是欲强天下以自为便利也，天下岂从之哉？”第三策论治道，应特重州县官；第四策论不可轻议治河；第五策论明赏罚，申明大法小廉之义。这五篇煌煌大文，确实下过功夫，既非一味颂圣，虚与委蛇，更未故违功令，意在被摈。如说并无用世之志，或者对满清仍持反感，实在用不着这样大卖气力。
第二章侯方域（4）
如上持论，或不免过苛。衡诸侯方域后来的行迹，未始不以此举为悔，下一年治《壮悔堂》，又治《四忆堂》，皆曾作记。《四忆堂记》末段谓：
“或曰：‘然则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忆名其诗者，何也’？苟忆于昔，不必其悔；苟悔于今，不必其昔之忆。”曰：“诗三百篇，昔人发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愤，聊以忆焉云尔。抑闻之，极则必复。忆之，忆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壮悔堂文集》，及《四忆堂诗集》，上记表面论时，实则论出处。“或曰”云之，即为质问：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该“赴试猎官。”而侯方域对此质问，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自陈悔恨，“忆之、忆之、所以悔也！”说得再明白都没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间“四忆”是哪四忆？侯方域的答复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说法是，诗歌“情迫气结，纵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时一念及，非不历历，及欲举而告之人，固已缠绵沉痛，十且乱其七八矣”！诗以写情，原有陶诗所谓“欲辨已忘言”的一种境界。但侯方域的四忆，胸中历历，只是不愿告人而已。所可断言者，此四忆中，必有陈贞慧与吴次尾的《留都防乱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内。
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有种种证据显示，辛卯乡试一举，痛悔失足，内心之抑郁自恨，较之吴梅村有过之无不及。而形之于文字吟咏者，则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吴梅村书，劝其不可复出，固为变相的表示他决无意于做新贵！而最可玩味者，则为《致方密之书》，此书见《壮悔堂文集》“遗稿”。侯方域于顺治九年治壮悔堂，编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两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编为《遗稿》，附文集后，任序明言：“此侯子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亦即辛卯乡试以后所作。
按：方以智曾随永历入广西，而于顺治七年清兵陷广西平乐村时逃禅。《南疆绎史》云：“及大兵入，知其为粤臣，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自择。’乃辞左而受右，帅起为之解缚。谢之，听为僧，遂披缁去。”侯方域致方密之书，虽以其出家之事为发端，“大喜故人相见之有期”，而作书当在一两年，借衣喻意，其文如此：
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道。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浆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敌。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汗濯之。以为吾非密之故也。
乙酉，丙戌后，装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装，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
此文主旨，即在表明不忘旧，不愿迁就“时装”。所谓“时装”者，是清朝的服饰，而方以智所赠的丝衣，为明朝的服装。“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极道不负初心。末以郑所南，陶渊明自许，无异自誓毕生做遗民。文章作得很好，委婉尽致，含蓄甚深，但字里行间，不免有辟谣的意味。
侯方域的心事与吴梅村相同，论出处形迹，侯不如吴之显。但为新朝谋画及颂扬的文字，已传播于天壤之间而无所逃，百计思辩，终有着不得力处。其内心的痛悔，实过于吴。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底，以三十七岁的壮年，遽尔下世，说他抑郁以终，或者贲恨以殁，皆无不可。嘉庆十九年，其裔孙资灿重刻《壮悔堂文集》，删落《豫省试策》及顺治九年所拟《拟上遗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群臣谢表》等文，是深知乃祖心事而特为亲者讳。笔者今发三百载之覆，直抉侯公子当日心事，实所不忍，但《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过而能内自讼，君子许之。”则表白其痛悔，正所以彰贤者，或为泉下精灵所默许。
侯方域殁后，吴梅村过河南，有《怀古兼吊侯朝宗》七律一首：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全用信陵君与侯嬴的故事，而“死生总负侯赢诺”一句，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有此一诗一注，胜于侯方域自辩清白者千万言。其实，吴梅村如欲自剖，何尝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试一事，借题发挥？而宁愿屈己以尊人，古人风义盖如此！
第三章方以智（1）
如以忠孝着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桐城方家为海内有名的世家。清初方家享大名者，为方拱乾父子，而遭遇颇不平凡。方拱乾字坦庵，在崇祯朝以翰林而为东宫讲官。当南明时，有王之明冒名太子，自北而来，真假莫辨，形成一大纠纷。拥福王者，当然以为假，亟亟乎想求得确证，因召方拱乾辨认。方明知其假而沉默，意在作无言的抗议，致不满于福王及马阮等人，其人风格可想。
方拱乾有五子，命名有一原则。所谓“文头武尾”，即第一字以一点一划起笔，第二字以斜钩收尾。长子名玄成，字孝标，号楼冈，为顺治极见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因而遭“北派”朝士之忌。而方拱乾则因辨识真假太子一案，得罪了“北派”首脑之一的刘正宗。新仇旧怨交并，掀起了南北之争。满清则正好“以汉制汉”，汉人中心存明室者，南人为多，因而南北之争中，满清自然助北制南，于是而有南士饱受荼毒的“丁酉科场案”。
丁酉为顺治十四年。此案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页，自有科举以来，从无如此大狱。后此者虽有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斩大学士柏菱于菜市口，但远不如丁酉案株连之众且酷。吴汉槎即以此案被累，遣戍宁古塔。后由愿贞观营谋于纳兰成德，吴氏夫妇白首同还，为清初文坛一大盛事。笔者曾作《金缕曲始末》，收入惊声出版社印行的拙作《文史觅趣》中。
丁酉科场案南闱弊端之发，始于有人参劾江南主考方犹“弊实多端，物议沸腾”，特引新科举人方章铖为例，章铖即方拱乾第五子。此奏的目的在打击方拱乾，结果演变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骈戮于市”，方章铖等八举子“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的奇狱。方拱乾、方玄成父子，于康熙登极后赦回。方玄成则以牵涉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身后更被奇祸，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
“桐城方孝标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犹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试，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孝标所纪事。”因此，《南山集》文字狱起，方玄成反成“大逆之首”。其时玄成已故，刨坟破棺，骨扬灰。此一刑罚，甚于鞭尸。全家复充军黑龙江。孝标子登峄，登峄子式济，父子同戍。式济著《龙沙纪略》，收入《四库全书》，是《方舆书》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式济子名观承，一年一度，徒步出关省亲，亲历山川险要，饱阅人情世故。即以阅历官直隶总督时，颇着循声，为乾隆朝不由科第、不由军功而官至封疆的极少数汉人之一。
方孝标与吴三桂有一段渊源，《清史稿》本传：
“（康熙）十二年，孝标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会有所亲某，知责阳府，乃往游。未几，吴三桂反滇中，黔抚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标故为佯狂……防之稍疏，孝标乃逸去。”所记实有未谛。
按：方玄成自放还后，因“玄”字避圣祖御名之讳，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游闽粤滇黔，所至为诸侯上客，皆尊称为“方学士”。今按方孝标《钝斋诗选》，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韵》、《靖南世子四十韵》，乃为靖南王耿继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广州移镇福州，此为方孝标于康熙六年游福建的证据。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亲王一百韵》，乃吴三桂六十寿诗，此为方孝标是年在昆明的确证。诗中更明白叙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吴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窃，犹子愧趋跄”、“先人前代末，怀庙讲筵旁，独力挑簧鼓，深心保栋梁”、“远蒙垂问语，更感寄书望”等等，可以想见，当方拱乾在崇祯朝为讲官，侍经筵时，即与吴三桂相识，并曾力为保荐，交情不同泛泛。而况吴三桂此时每年以江南所输巨额军饷，及自营贸易，多擅专利，富逾于国，招致名士，厚加供养，以方学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礼聘之列。《清史稿》所记，仿佛方孝标与吴三桂未谋面者，大误。
但所谓“逸去”，则为事实。此则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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