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文学理论常识-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即“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的意思，是讲诗歌具有聚集士人、切磋砥砺、交流思想的作用。
所谓“怨”，即“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是讲诗歌具有批评和怨刺统治者政治措施的作用。

兴、观、群、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和具体要求的概念。孔
子谈论诗、文，是和当时礼教政治的道德伦理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
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这是他的基本观点。“兴于诗；立于礼”；即诗必需以礼为规
范；“观风俗之盛衰”；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国语·周语上》记载上古时代的献诗制度说：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而后
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汉书·艺文志》也谈到上古时代的采诗制度：“王者所以观风
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可见其目的在于使“天子”或“王者”“行事而不悖”，改善其政治
统治；“群居相切磋”，所指的主要也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交流切磋；“怨刺上政”，虽是被允许
的，但由于“诗教”的约束和“中和之美”的规范，这种“怨刺”又必须是“温柔敦厚”、“止
乎礼义”的（尽管在具体实践中并非完全如此）。总而言之；提倡诗的“兴、观、群、怨”作
用，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政治目的，至于增长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则只有从属的意义。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项重要贡献。虽然对它的具体
社会内容，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但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它总结了我国文学
在当时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诗经》所提供的丰富经验，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概括得相当完整、
全面，反映出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十分深刻。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早期就能提出这样的理论观点，
是难能可贵的。

“兴、观、群、怨”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长期发展中，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后世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常常用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
的武器。例如，刘勰针对缺乏怨刺内容的汉赋所提出的：“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
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在唐代兴起的反对齐、梁遗风的斗争中，诗人强调诗歌
的“兴寄”以及唐代新乐府作者所强调的“讽谕美刺”和“补察时政，□导人情”的作用，
都继承了“兴、观、群、怨”说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黄宗羲的
《汪扶晨诗序》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文学主张中，还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巨大影响。

“兴、观、群、怨”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总的来说是积极的；尤其是在政治
黑暗腐败和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它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例如“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诗歌，
南宋时期陆游、辛弃疾的诗词等。就从不同的方面发挥了文学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但
这一理论对后世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消极的影响。除了它在思想内容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外，
还表现在后世一些人常常由于只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艺术本身特点和规律；或把文学
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偏狭；例如对于山水诗、爱情诗的某种排斥就是如此，因此也常常造成
偏颇。

言志与缘情？？返回目录

中国古代文论的两个基本概念和术语，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二者既有不同的
内涵，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诗言志说　关于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朱
自清在他的《〈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在先秦、两汉时
期；不少著作都采用这一说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
《庄子·天下》中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中说“诗言是其志也”；《诗大序》中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汉书·艺文志》中说“诗言志”等。可见“诗言志”是当时普遍流行
的观点，不仅为儒家所接受，也为道家所接受。

关于“诗言志”之“志”，“五四”以后在解释中一直存在着分歧。朱自清认为“志”属志向
怀抱，“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作者的志向怀抱的（朱自清《诗言志辨》）；周作人则认为“诗
言志”就是“言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闻一多则通过对金文、甲骨文中“志”的
本意，以及先秦古籍中“志”的用法的大量考证；指出早期的“志”包括着3种含意：①记事
的，如《诗经》中的商《颂》及周《颂》；②记诵的；③由于早期的诗原于歌谣，因此“志”
也即抒情的。即“诗言志”之“志”，包括“志”（记诵）、“事”（记事）、“情”（抒情）三重
含义（《闻一多全集·甲集·歌与诗》）。

诗缘情说　从实际情况看，早期的“诗言志”，虽然并不同于后来的诗“缘情说”，但由于中
国古代最发达的是抒情性较强的诗、乐、舞等艺术形式，主“言志说”者，也同时很强调情
感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如《庄子》，一方面讲“诗以道志”，同时又很强调真情的重要性，
所谓“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
威，真亲未笑而和”（《庄子·渔夫》）。荀子既主张“言志”，又十分重视艺术由情而生、以情
感人的特点。他在《乐论》中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
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足以感人之善心”、“其感
人深”、“其化人也速”，并且一再反对不重视人的正当情感的表现（《荀子·正名》）。又如《礼
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
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
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再如《毛诗序》虽也强调“诗
者；志之所之也”；但同时又指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汉书·艺文志》则在提出“诗言志”后，接着又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
咏之声发”。《淮南子·缪称训》更说：“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都强
调了“情”的作用。其中，《礼记·乐记》还提出了有怎样的思想情感；在作品中就会有怎样
的表现；由于诗乐是作者情感真实而自然的流露；所以不能弄虚作假：“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
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所谓“不可以为伪”，实际上提
出了优秀艺术作品根本的要求。如屈原在《离骚》中，就一再说明他写这篇作品，是由于不
能自己的情感的驱使：“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到汉代，更明确地提出了“诗
以言情”的主张（刘歆《七略》）。在《汉书·翼奉传》中，还曾提出过明清时期才广为流行
的观点：“诗之为学；情性而已。”即离开了情感；就不会有诗。同时；还有不少人认为，“言志”
本身就包含着抒发感情。如汉代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中说：“诗赋者；所以颂丑善之德；
泄哀乐之情也。”所以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
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
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
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他
在《左传正义》中，更明确地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在他看来，情和志之
间并无根本的区别，这就把“言志”与“缘情”结合起来了。

由上所述，可见中国古代早期文论对于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视的。虽然孔子
和汉儒论诗更多地强调对诗歌的功利要求，有关情感的论述不多；但总的看来，以情论文，
仍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最基本、最明显的特色。特别是魏晋以后，这方面的认识更
加充分。西方早期如古希腊的文艺理论，普遍强调的是摹仿、天才及灵感之类，对于情感之
于艺术创作重要性的论述，则不如中国古代文论那样突出。

魏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禁锢的衰退，老庄思想的兴起，佛教文化的输入，以及文学脱离经
学附庸地位所获得的大发展，使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抒情性更强的五言诗的发展，对于
文学作品和其他学术著作的区别，以及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的认识，使得许多作家更
加明确地强调感情色彩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如陆机在《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
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这些说法；更加符
合诗歌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对后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陆机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本是和
“赋体物而浏亮”对举的，他认为诗重在“缘情”，赋重在“体物”，这一区分基本上是符合
实际的。后来“缘情体物”作为一个词组，经常被用作诗赋以至诗体本身的代名词，如《周
书·王褒庚信传论》中提到北朝文学时说：“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
即以“体物缘情”指代诗歌创作。缘情说的提出，标志着古代文学观念的深化，在文学理论
批评发展史上是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不过，由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普遍忽视内容；竞尚绮靡
繁缛的文风；陆机在强调诗歌“缘情”特点的同时，又强调诗歌语言修辞的“绮靡”，使得这
一理论的提出，在客观上又成了南朝绮靡浮艳文风的依据；因而也招致了后人不少非议；如明
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就曾指出“绮靡重六朝之弊”，这是它的消极的一面。

缘情说提出后，文学理论中以“情”、“志”并提的仍然相当多。如刘勰所说“志足而言文；
情信而辞巧”（《文心雕龙·征圣》），“率志以方竭情”（《养气》），即以“情”、“志”对举；
他所说“情志为神明”（《附会》），还把“情志”作为一个词汇使用。又如很富有个性特色的
诗人李商隐，既强调诗“言志”：“属词之工，言志为最。……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献
侍郎巨鹿公启》），又强调情感的作用：“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
（《献相公京兆公启》）。再如后来的汤显祖也曾说过；“志也者；情也”（《董解元〈西厢〉题
辞》），等等。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特别是刘勰
的《文心雕龙》，对言情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仅一般地谈到“睹物兴情”（《诠赋》），“情
动而辞发”（《知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