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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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兵役制度和兵源状况，就必然要求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赋予乡镇组织更大的权力，实现乡镇行政官僚化就是最现实和最少成本的做法。当然，乡镇官僚利用兵役制度来获取私利的行为，对国家政权更具有危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国民政府灭亡的根源之一。
第四，人口的增加，需要变更行政。
清初，朝廷采取鼓励生育政策，规定“孳生人口，永不加赋”，并“摊丁入地”（青壮年男子的人头税并入土地税内）。加以县境内很少发生战争，外地仍有不少人口迁来，因而人口增加较快。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全县254583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456428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589645人，较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增加4。75倍。民国时期，衡山人口由高向低波浪式变动。1917年，全县735444人。尔后十来年，县境兵乱瘟疫频仍，人口死亡或外逃不少。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革命斗争的农民大多避难他乡，人口剧减。1928年，减至472193人。此后至抗日战争期间，县内人口稳定在50万左右。1937年衡山设立乡镇政权时，28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管辖近2万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口的增长就必然要改变行政，因为在清同治年间，衡山人口也达到58万，却并没有设乡级政府。但是，在民国时期，国家权威的严重丧失，传统的宗法制度受到冲击，而地方政权的职能又在不断地扩展，人口的增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就会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源。这类人口与国家行政管理问题，在湘潭等大县就更为突出。光绪十三年（1887年），湘潭全县人口就达到817608人，到民国2年（1913年）为974800人，到民国17年（1928年）为10737历人，1930年达到1234811人。湘乡在1930至1940年间，人口均超过了120万。显然，国家对一个超过100万且基本上为农村人口的大县的管理，如果要有效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行政系统，而且，为了确保对正在动乱之中的地方进行统治，将行政权力下延到乡镇一级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第五，全能主义政治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及国家现代化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从沉沦转向自新，从而扭转了晚清不可遏止的内部自我衰败的过程116。在国家政治层面，也从皇权政治转为了共和政权。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民主和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国家的主导性文化。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权，都要将自己装扮成为民主政府。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各种“地方自治”方案纷纷出台，成为了民国期间最为突出的政治特征。但自1927年以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抗不断，而且这种斗争的主阵地在广大的农村。这就使国民党政权面临着中国任何政府都必须解决的中心任务：如何从城市基地去统治农村社会117。为了加强这种统治，消灭共产党，国民统治者一方面要拼命标榜是民权政府，另一方面又实行法西斯的强权统治。它不仅让警察组成反共保安网，来代替帝制时代的县官和士绅；在各地设立了在中央党部直接控制下的地方党部，与正式行政系统平行。而且还在县以下设立了乡、区和分区，由一些城镇和乡村组成，一直到下面恢复了保甲制之后的基层单位即各户，要求每户每甲对其他各户各甲的所作所为负连坐责任118。这些都表明，在民国时期，权力文化仍然占据着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民权和民主只不过是统治者的装饰品。
但是，民国期间，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一级，实现乡镇行政官僚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又与国家进行现代化努力有关。可以说，国民政府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事实上是进行一次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动员。实现和推行在全能主义政治指导下按照现代国家体制理论设计的地方行政系统是这种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内容。正是这种实验，为乡镇行政官僚化提供了制度性设计和经验，并影响到了乡村权力体制，为国家全面深入到乡村社会提供了机会。但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是低水平的农业社会，实际上并不具备国家政权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条件，在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低的情况下，国家机构下延引起的国家规模的急速膨胀，缺乏足够的资源保障，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改革，在实践中发生了蜕变119。一方面，乡镇政权的行政行为效率十分低下，难以真正承担起国家进行乡村政治经济动员的责任；另一方面，乡镇低层官僚及其在乡村的代理人的“经济人”行为越来越明显，并逐渐形成了经纪体制120。国家又缺乏对其有效的约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农民的剥夺越来超重，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尖锐，最终使国民政府土崩瓦解。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2张厚安、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5页。
3《湘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616页。
4《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5《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有研究者认为，民国初“县以下的区、甲、牌各级组织形式仅存于法规文献上，各省实际上仍多保存县以下城、镇、乡这一原有结构体制。”（梁开金、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安排与创新》，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湘乡、湘潭、醴陵的情况并非如此。
6《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0、199、200、234页。
7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8参见张厚安、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9参见《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10《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7，光齐堂公约买据。
11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5页。
12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这里的“家族”和“宗族”是有区分的。具体来说，“宗族是‘家庭’的扩充，包括父系同宗的亲属。‘家族’则更由‘宗族’扩充、包括父族、母族、妻族的亲属。‘宗族’为同姓，而‘家族’则未必为同姓，盖（因）包括血亲与姻亲二者（之故）。”（参见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1页。）
13《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2，节录现行法令。
14参见《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15参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6页。
16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65页。
17《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成立宣言》，我们已从衡山县白果镇岳北农工会旧址陈列馆中抄录在本书的附记《衡山调查记事》之中。这四个行动案为：《关于农民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议决案》，《关于农村教育之议决案》，《关于农村妇女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
18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19参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4页。
20对于岳北农工会的失败，中共第三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湘区在报告中认为，“由于行动过于激烈，色彩太显露所致。客观方面固由于军阀势力之不可抗，主观方面，是由于同志之不当及执行委员指导不力”。（参见《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页。）
21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载《中国青年》1924年1月第13期。
22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载《战士》周报第41期，1927年4月17日出版。
23 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农民书》，为全国农民提出了如下最低限度的要求：（一）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二）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三）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四）由各乡村自治机关动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五）各乡村须禁止私人积谷居奇；（六）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应征之钱粮，无论地丁或糟米，均只按照实际市价缴纳，不得征收陋规；（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须专设治河局，政府预算均须指定治河专款不移作别用；（八）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页。）
24《园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页。
25《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页。
26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27孙中山：《致郑藻如书》，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28见常书红、王先明：《清末农会的兴起和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29《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2。
30苏州市档案馆藏。引自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7年版，第70页。
31苏州市档案馆藏。转引自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2《宣统三年中国年鉴》第243页。引自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3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34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5《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