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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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自从教会复位以来，一直在罗马扩大地盘。在剥夺教皇权力的革命中，他们比其他人受苦更多，因而在复辟中获得了补偿。他们曾长期受多明我会众（Dominicans）的牵制，但是当他们数世纪以来为之抗争的一种学说被宣布为教义时，多明我会的神学受到了打击，他们的精神于1854年中断了。在为教皇争取世俗统治权的斗争中，耶稣会是最热心的，他们忙于准备《邪说汇编》，忙于为它辩护。他们与教皇最关心的每一项措施都有干系，他们的神学家成为罗马教廷的谋士。教皇永无谬误说一直是他们所喜爱的论调。它被大会通过便有望赋予他们的神学一种官方学说的效力，给予他们的神职人员在教会中至尊的地位。他们当时正在掌权，因此当大会召开时，他们便抓住了他们的机遇。
确立教皇永无谬误说的努力一直持续了多年。1854年的教令已经明显地将它包含在内，对它的正式承认似乎只是个时间和意愿的问题。人们甚至认为，该教令的真实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先例，以使后来否定此说成为不可能。对《教理问答》 （the Catechisms）进行了改写，或者说新的《问答》被构造出来了，教皇永无谬误说成为其中所教导的内容。1852年之后，该说开始出现在教省会议的决议上，后来人们推测那些教省的主教已经承认并受其约束。有一次会议是在科隆举行。三个当时的成员也参加了罗马的大会，其中两个是少数派，第三人在永无谬误说成为科隆教令的内容之后，一直著述加以反对。1866年巴尔的摩会议通过的决议使人怀疑科隆教令似乎经过篡改。圣路易斯大主教曾表示异议，在得到他的意见将由教皇代表插入教令的保证之后才签署该教令。保证没有兑现。大主教写道：“我抗议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教令应当原封不动地发布，或者根本不要发布。”这一举动非常大胆，人们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新教徒预言，除非教皇被正式宣布为永无谬误，天主教徒是不会罢休的。从1862年罗马主教会议返回的一名高级教土，被一位目光敏锐的教友询问到会上是不是没有提出永无谬误说，当时他吃了一惊。
它并不在这一次，而是在1867年的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已经宣布将要召开公会议，主教们希望向教皇呈送一篇致词。执笔者是科洛科萨（大主教黑瑙尔德），协作者是弗兰基——一个头脑灵活的罗马高级教士——和一些主教，其中包括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和奥尔良主教。有人曾试图使致词承认教皇永无谬误说。几个主教声明，如果他们没有为该说做点贡献就返回，无法向教区交待。他们遇到的抵抗使他们抱怨说，这种提法激怒了法国人。黑瑙尔德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然而同意写入佛罗伦萨公会议的几句名言，主教们没有空手而返。
就在这次企图的几天前，《天主教文明》开始鼓噪起来，它提出天主教徒在需要的时候应当誓死捍卫永无谬误说的真理，并且用号外印出这个条款，标有教皇御准的字样，广泛散发。黑瑙尔德及其同工负责调查此事，平息了这场骚乱，但是法国主教们仍保持警惕，其中最博学的马雷着手准备他的著述。
1868年至1869年的冬季在罗马设立了几个委员会，为大会准备材料。教义委员会中有耶稣会修土佩龙、施拉德和弗兰茨林。埃德萨大主教卡登尼在一篇文章中向该委员会提出永无谬误说的问题。这篇论文修订后出版，几位重要的罗马神学家认为它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思想。这条教义除一票反对外被一致通过。弗赖堡的阿尔佐格投了惟一的反对票。在罗马的其他德国神学家，当得知该教义正在教义委员会被通过时，他们决心提出抗议，但受到一些同工的阻挠。他们使德国人警惕起来。大会将宣布永无谬误说的意图已不再是秘密。使这种意图公开化的第一位主教是圣波顿的费斯勒。他的文章比较含蓄，只给读者说明了一种可能性。但是不久以后，尼姆主教认为有关该教义的讨论已非常充分，并预计将以热烈欢呼的方式获得通过。2月6日的《文明》公开希望，大会将会毫不犹豫地在最迟不过一个月内宣布该教义和确认《邪说汇编》。五天后，教皇写信给发誓拥护永无谬误说的一些威尼斯人，鼓励他们捍卫他的至上权威和所有权利的高贵决心。一直到5月份，枢机主教安东内利透露给外交官的消息都是，该教义将被宣布且不会遇到什么障碍。
枢机主教赖施被指定为会议主席。这位慕尼黑大主教及其教区是最优秀的教皇至上论神学家的思想阵地。他在罗马漫长的居留期间，名声鹊起，因为他被认为是掌握德国学术的秘密，发现它徒有其表的人物。他爱好基督教古物。他与伟大的探索家德罗西的友谊一度使人们认为他热爱自由，胸怀宽广。但是后来他投身于《文明》的事业，干得十分卖力，重新获得教皇的信任。德国主教们指责他背叛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教会因他巨大的影响而遭受损失。但是在罗马，他平和的性情和友好的举止却使他人缘甚广，教廷感到没有一个可以放心依赖的枢机主教。
费斯勒，即透露确定永无谬误说之意图的第一位主教，被任命为秘书。他被尊称为奥地利的博学之士，聪明地选择了他，是为了让他消除那种认为大会的一举一动显然操纵在罗马手中的疑虑，并证明一个来自不太受欢迎的民族观念的人，也具有一些可赢得教廷信任的品质。除了主席和秘书，教皇最引人注目的神学顾问还有一个德国人。帕萨利亚的声誉在罗马如日中天之时，他的同工克雷芒·施拉德分享着他博学严谨的名声。帕萨利亚的名誉扫地之时，他的这位教友则做出指责、打击之事，认为他将会步路德后尘，给天主教脸上抹灰。施拉德是教皇主张之最率直最一贯的辩护士。他不讳言惩罚理论的后果，他为《邪说汇编》提供了最为真实和坦率的阐述。在这方面，他是把其他人千方百计加以折衷或隐瞒的事情公开说出来的第一人。巴黎的耶稣会修士曾因为掩饰罗马理论的错误而陷入困窘，只好附合一名法国传教士的说辞，他提醒他们，教皇作为一名凡人也是永无谬误的，这不需要主教大会的合作。而施拉德则宣称，教皇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它与主教们共同或个别的意见相反。
教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教皇的行为，法国和奥地利主教以及为罗马的利益效力的媒体言论，都在声明公布永无谬误说已不再只是一个派别的愿望，而是准备和安排大会事项的那些人精心筹划的一个目标。此时人们意识到，一场不同寻常的危机即将来临，他们需要对一个不测的问题有所了解。对问题严重性的感觉缓慢增长。某些神学家坚信，主教们不会屈服于令他们很多人生厌的一个宗派；政治家们不愿相信，各种方案就像费施勒所说的那样正在趋于成熟，这些方案是要改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当整个计划于1869年3月被《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披露时，许多人不愿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碰巧，一位执政的政治家有机会得知该消息是确实的。巴伐利亚首相霍恩洛厄亲王，是一位枢机主教的兄弟；一位著名学者代表慕尼黑大学进入罗马的委员会；因此，有关正在筹划的事情的消息通过可靠的渠道传递出来。4月9日，霍恩洛厄就此事向大会发去一份外交函件。他指出，发函原因并非纯是为了解决紧迫的神学问题，因为此前提出的那条教义包含着所有将会导致教会与国家冲突的权利要求，而且威胁着自由和政府的安全。5个罗马委员会中即有一个被明确指定处理关涉宗教和政治的共同问题。除了永无谬误说和政治有关之外，大会将要考虑的《邪说汇编》，部分地违反了国家的信念。由于大会公开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因此政府不可能坐视不问。最好是立即通过友好的方式寻求谅解，并且保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争端的打算，保证在处理所有关涉国家的事务时必须有其代表在场，以免政府后来被迫采取敌对措施。他提议，各国政府应当召开一个会议来制定一项保护它们共同利益的计划。
小国提出的重要建议往往被怀疑受着某个大国的指使。有人推测，霍恩洛厄亲王作为普鲁士联邦的朋友，是在与柏林共谋此事。这种善意的理解受到了维也纳的怀疑，因为奥地利首相作为普鲁士的敌人，与霍恩洛厄作为它的朋友相比，更加引入注目。博伊斯特伯爵竭力想从巴伐利亚的函件中嗅出俾斯麦伯爵的气息。他代表奥地利天主教帝国答复道，没有根据认为大会具有政治目的，抑制而非阻止是惟一与自由制度相容的政策。继奥地利之后，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也被其他大国拒绝了，聚集在永无谬误问题上乌云悄悄散去，第一场暴风雨没有发生。
尽管联合行动被放弃，向大会派遣使节的主意仍为防止将来冲突之危险提供了的最妥善和友好的方法。这种做法是明智还是失策，是法国要考虑的问题。一些主教以及博纳绍斯枢机主教催促法国政府继承古代特权，派遣一名代表。但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统一的两大派，却一致要求绝对中立。民主派希望，不应给有望切断政教联系的一项事业制造障碍。M．奥利弗在1868年的一次竞选讲演中提出了民主派的这一主张。1869年秋天，他不久便会上台执政已成定局。大臣们如果不在一个他们知道不会得到服从的方向上做出强硬的表示，不可能坚持要求批准他们参加他们并没有受到邀请的大会。教皇至上论者甚至比他们的敌人更急于排除可能给其策略带来不利的某种影响。巴黎大主教以同样的建议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许寄希望于自己在法国与罗马之间的斡旋能力。法国宫廷一直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