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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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风气，使一切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由此才出现了“历史主义”（historicalism）和“历史意识”（historicai—mindedness）这类令人感到压抑的名称。
有些错误属于可以弥补的智力缺陷，对此我应当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因为它们在我们大家身上普遍存在。首先，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实意义缺少强大的理解力，对现实政治家来说是致命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是不能正视现实的政治家。把研究当游戏，除了毫无意义和启发性的表面现象，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普遍如此。因此我们具有一种怪癖，易于忽视并逐渐忘掉确知的事实。试举一两个事例即可说明我的想法。一位最有名的英国作家记述了他亲眼目睹托利之名被安在保守党的头上的前后经过。因为当时托利是个恶名，用来称呼被爱尔兰政府悬赏缉拿的人；所以如果我过于相信进步，我至少可以欣然指出这个事例以说明我们的言谈举止有了改进。有一天，提图斯·欧茨对那些拒不相信他的人大为光火。他搜肠刮肚找到一个恶毒的骂名，便开始称他们为托利党。这个名称流传至今，但是笛福所证明的来源，却从人们的记忆中失落了，仿佛一个政党以自己的教父为耻，而另一个政党并不在乎有人把他们同他的事业和性格扯在一起。各位想必都知道有关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消息，以及消息到达两天后庇特先生在一群热情的人簇拥之下去城里赴宴的事。当大家向这位拯救祖国的首相举杯祝酒时，他谢绝了那些赞扬，并说：“英国以她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我希望，英国以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之后，她也将以她的榜样拯救欧洲。”1814年，当这一愿望实现之时，有人记起了这位大演说家的最后一次演说，铸成一枚勋章，把这句话简化四个拉丁文单词刻在上面：Seipsam virtue，Europam examplo（塞普沙姆之美德，欧洲之楷模——原文为法文）。当时，就在庇特先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时，他听到法国对德国的大获全胜和奥地利人在乌尔姆投降的消息。他的朋友断言，陆地上的抵抗是无望了，现在是把欧陆留给侵略者，依靠我们新的海上帝国的时候了。庇特却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拿破仑遭到一个国家的抵抗，他就会受到遏阻。他宣称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然后英国就会插手。刚从印度回来的韦尔兹利将军当时在场。十年后，即他已实现了庇特临终前的明确预见之后，他在巴黎讲述了这件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最为令人震惊和最深远的预见，政治史上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我不会再有机会对着今天这样的听众说出我的思考，在一个如此荣幸的场合，演讲者难免会让自己想一下，他是不是知道一些被人忽略的真理和重大主张，可以或为一句精巧的隽语，用作结束演讲的提示，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目标。此时此刻，我并没有考虑那些已成为每个学派专属财富的闪光箴言，它们是——读写皆有益于学习；莫为佳作而自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兼容并蓄；不以人废言；伟人面前不气馁；坚持己见，不惧异见；无证不信；思之慎重于行之慎；恶强善弱，不可轻忽；不为偶像崩塌或真相暴露而动容；以最佳处论能力，以最劣处论人品；防权甚于防魔；以及研究问题参之以时代。例如这些问题：路德思想的来源，培根的科学影响，亚当·斯密的先驱，卢梭的中世纪先师，柏克的传承，第一批辉格党人的查实，等等。我想，其中的大多数都无可争议，也无需详述。然而，我是受着舆论力量的反对，而对各位发出如下劝诫：不要降低道德水准或操行的要求，要用支配着你们个人生活的最终准则去评判别人，不要让任何人和任何事逃脱历史有权施加于邪恶之上的永恒惩罚。减轻罪行和放松惩罚的请求恒久存在。每走一步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论点，它们姑息养奸，掩饰罪过，混淆是非，诱使正派人堕落。那些企图迷惑和阻挠我们的人，首先是那些创造了今日之历史的人。他们树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只有愚蠢的保守主义者才用过去的观点来评判现在，只有愚蠢的自由主义者才用现在的观点评判过去。
那一学派的使命就是使遥远的过去，特别是中世纪，甚至最遥远的古代，能够被18世纪的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这当中有些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第一次东征时那些胸挂十字架的十字军根据教令大肆杀戮犹太人的事实。用一个永恒的标准评价他们，称他们是狂热的渎神者或残忍的伪善者，就等于无故地向伏尔泰投降。不能为某种行为辩护时就赞美其精神，这已成为一种惯用的手法。因此我们没有通用的法典；我们的道德观总在变动；你们不得不考虑时代，人们所属的阶级、环境的影响，学派中的掌门，讲坛上的宣教者，他们无意识遵从的运动，等等，直到责任消失在群体之中，没有一个有罪者会被追究。一个谋杀者，如果他遵守当地习俗，如果得到邻人的赞同，如果被官方顾问所鼓励，被司法当局所表扬，如果他的行动是为了国家或出于纯洁的宗教热沈，或者，如果法律就是他的同谋，他可以受其庇护，他便是无罪的。道德的泯灭不可宽恕，其原因却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阴暗的快意，去体会邪恶生命的秘密。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大不相同的道德法典，可以随着原因而变化。赦免是人的一个创造，它使我们能够编造例外，权衡利弊，以不公平的法律对待朋友和敌人。
它联系着一种哲学，即加图认为源于诸神的哲学。因为我们有一种用事件来证明上帝正确的学说，它将成功看得高于一切，它认为邪恶的事业不可能获胜；戒律和惯例皆有其正当性；凡是存在的，就是正确的和合理的；既然上帝借被宽容者来体现他的意志，我们必须服从神的命令，按照既定的过去塑造未来。还有一种学说少了一些自信的张扬，它认为历史是我们的向导，它为我们展示可以避免的谬误和可以遵循的范例。它对成功的幻觉存有戒心。真理虽然有望大获全胜，或许不是依靠其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靠逐步消灭谬误，但它并不承认在何为美德上做出的相应承诺。它相信，膜拜历史比无视或否定它更加危险，因为这将使罪恶长存，承认谬误的统治。它认为，懂得如何特立独行、终生抗击着时代洪流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伟大。
兰克平实地叙述了威廉三世颁布剪除一个天主教派别的命令，驳斥他的辩护士们虚弱的藉口。而当他谈到这位来自荷兰的英国救星的去世和人格时，却忘记了格伦科惨案，对屠杀未置一词，仿佛它不值一提。约翰内斯·缪勒是瑞士的一个大名人，他写道，英国政制（British Constitution）是某人——可能是哈利法克斯——一时设想出来的。严谨的法律家们不会赞同这种简单论断，它不是对英国政制成长方式的可靠而恰当的说明。英国政制经过历代的神奇生长，有着遥不可测的起源，它从未被好斗的人类智巧所玷污；但是它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怪异。在哈林顿和博林布鲁克之间的众多小册子作者中，哈利法克斯勋爵是最具创造性的谏议书作者；在抵制威廉的斗争中，他提出了一个限权方案，这个方案即使不是在形式上，也是在实质上，预示着后来汉诺威王朝中君权的地位。虽则哈利法克斯并不相信这一方案，他却坚持认为，为满足多数而牺牲无辜是应该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写道：“我们仅在这一点上存有歧异：如平民院所要求，仅因某些人被指控为神甫，就要把他们绳之以法，我认为这完全有失公正。在森德兰勋爵的居所，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对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他警告我，如果我不赞成那些为使人民满意而必须采取的观点，他将对每个人说我是个教皇党。他强调，因为人们非常广泛地相信这些观点，所以必须认为这个方案是正确的，姑不论它是否如此。”尽管哈利法克斯有过这种疾言厉辞，麦考莱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政治家中还是对他情有独钟，对他的仁慈大加赞赏：“他厌恶走极端，宽厚慈悲似乎是他一贯的天性，因此他从未涉足当时最严重的罪恶。”既然我们因为没有把握而必定经常出错，那么有时与其放纵，不如更严厉一些为好，这样我们至少不会因为丧失原则而造成损害。即如培尔所言，无关痛痒的行为所潜藏的动机，更可能是恶而不是善。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无需神学上的依据，因为詹姆斯·莫兹利以牛津天主教复兴运动的雄辩语气，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这位怀疑者的话。他说：“受自己的信条所约束的基督徒，必须警惕邪恶，不可懈怠……在别人不察之处，他能看到罪恶；神赋予他强大的直觉；他的目光异常犀利，他具有透视灵魂的洞察力和辨别力。……他相信原罪说，这必然使他对表象保持戒心，使他在混乱中保持警醒，随时能够确定自己的立场。”斯塔尔夫人有句名言：我们宽恕我们真正理解了的一切。这句自相矛盾的话被她的后代布罗格利公爵审慎地纠正为：“当心太多的解释，以免我们以太多的宽恕告终。”弗劳德说，历史昭示着正确与错误之间有不容含糊的区别。意见改变了，态度转化了，信条也生生灭灭，而道德法典却铭刻于永恒之碑。我们也许可以有理由反驳弗劳德的箴言，却不大可能反驳戈德温·史密斯先生对他的支持：“正确的史德会认可邪恶年代采取的严厉手段，但在最邪恶的年代它也不会允许采取诸如自私的野心、背叛、谋杀和伪誓，因为它们正是令时代邪恶的根源。正义就是正义，仁慈就是仁慈，荣誉就是荣誉，虔诚就是虔诚，真理就是真理，亘古不变。”即如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言，道德观并不是流水。这个观点被柏克——当他忠实于自己时，可以说是我们最有智慧的导师——表述为：“我的道德原则使我能够对历史人物与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一样。这些判断的形成，并不是来自现在或过去的事件和人物。历史是谨慎的导师，而不是原则的导师。真正的政治原则就是道德原则的延伸；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会承认任何其他的原则。”
一个人，不论他对这近几个世纪持什么观点，大体上他也会对自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观点以历史的名义，遍布于他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信条之中。它们给了他尺度，揭示着他的人格；他的偏好比他的嫌恶更有害，就如同溢美之辞是历史学家的灾难一样。近代史与我们休戚相关，它是一个深刻的生与死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自己的超越途径，必须运用我们自己的洞察力。以往历代史学家的学识与才华我们难以企及，然而他们并非不可逾越。我们有能力比他们更超然、更冷静和更公正，有能力从那些去掉虚饰的真实文献中学会带着同情心看待过去，带着对更美好事物的坚定期望展望未来。请记住，如果我们在史学中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便不能在教会或国家中坚持它。
＇1＇这一演说在1895年6月作于剑桥大学（London；1895）：后收人Lectureson Modern History（London：Macmillan Co。；1906）；pp。1…3l和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