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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靖康内讧解析+张邦炜-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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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吴敏首建内禅之策的说法流传极广,徽宗不得不一再辩解。他曾向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制置使宋焕解释:“内禅出自我意,虽皇后亦不与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与此耶?”'91'又对主管龙德宫谭世绩、李熙靖表白:“去年内禅之事,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诚,不由人言。建牧之事可见矣。我无此意,人言且灭族,谁敢哉?或谓吾传位与唐睿宗上畏天戒,乃为之。吾有此意者数年矣。”'92'于是,吴敏的政敌大肆宣扬:“道君太上去冬锐然以大位内禅于陛下,不谋闱阃,不问阉官,不询群臣”,'93'“(吴)敏未尝建言”。'94'吴敏是否建言,这里姑且不论。徽宗所说“吾有此意者数年矣”,肯定是假话。如果没有金军的南下,“方富于春秋”'95'的徽宗绝不会退位。很清楚,罪已、内禅、南逃乃至于稍前让赵楷出任开封牧,都是“平日性刚”、死不认错的徽宗在非常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当时,金军已经越过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预计十日即将兵临开封城下。从前不可一世的徽宗,这时“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忽气塞不省”,苏醒之后,右手不能握笔,只能左手写字,幷感叹:“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才可能下诏罪己,表示:“今日不吝改过。”'96'也才可能放弃最高权力,传位太子赵桓。

    十分危急的时局使徽宗无法考虑更易储君的问题,何况不仅赵楷的最为坚定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罢相,而且老谋深算的蔡京已于这年四月再度致仕。然而由于矛盾由来已久,在内禅过程中,冲突仍然必不可免。当钦宗一再拒绝登基之际,'97'殿内殿外都发生了图谋拥立郓王赵楷的事件。

    殿外,赵楷凭借着父皇平日的偏爱和长期积蓄的力量,由数十名宦官簇拥,企图闯入殿中,争夺皇位。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仗剑拒之”,赵楷说:“太尉岂不识楷耶?”何灌指着宝剑回答道:“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98'幷质问赵楷:“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99'赵楷无言可对,只得惶恐而退。此事不仅见于野史,而且见于正史,不可视为小说家言。何况陈东在上书中早已确认:“陛下谦逊之际,闻数贼密请郓王,皆来至殿上。”'100'

    殿内,童贯“有易置语”;梁师成劝告徽宗:“皇帝之上,岂容更有他称,乃幷称嗣君。”岂止童、梁二人而已,神志不甚清醒的徽宗告诉群臣,宦官大多反对内禅:“内侍皆来言,此举错。浮议可畏!”吴敏立即询问:“言错者谁?”幷建议:“愿斩一人,以厉其众!”徽宗假装胡涂:“众杂至,不可记也。”徽宗还单独告诉少宰李邦彦:“人情颇摇,称嗣君者,可见。”情况如此复杂,外间人们忧心忡忡,直到听说钦宗“御崇政殿,宰执立廷中”,幷“闻卫士迎驾起居声,始相庆。”'101' 

    拥立郓王赵楷,“师成实为谋始”。'102'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逃,刚回到开封的童贯,而是始终盘据宫中的梁师成。徽宗“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103'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计。”'104'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道,为钦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语”,不仅“李邦彦等皆闻之”,而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略有所闻,是很难掩盖的。因而钦宗后来惩处童贯,“策立之时有异语”'105'是其十大罪状之一。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立即摇身一变,“争言”:“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106'何况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又仅转告李邦彦一人,以致钦宗竟误认为梁师成有“旧恩”。

    徽宗退位时,或许出自钦宗授意,某些宰执向徽宗提出三项请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权力。徽宗急于南逃,无暇他顾,一一依奏照准幷亲降御笔。这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获得胜利,不致成为听凭太上皇帝任意摆布的傀儡皇帝。

    其一,“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107'赵楷原来的地位虽然得以保持,甚至在表面上还略有上升。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三月二十八日,将他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但实权完全丧失,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如果说后来钦宗的五弟肃王赵枢、六弟景王赵杞、七弟济王赵栩、九弟康王赵构还曾奉命出使金营,那么曾经与钦宗争夺皇位的三弟郓王赵楷则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已变为“性懦体弱”'108'之人,再无当年的勇气。 

    其二,以王宗氵楚管干殿前司公事。这一职务系“矧提禁旅之严,中护皇居之重”'109'的要职。王宗氵楚“素骄贵,不能任事”,'110'绝非将帅之才,但他是钦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以便钦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氵楚“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111'

    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仍然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112'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不复以事物撄怀。”'113'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皇后郑氏被尊为道君太上皇后。

    由上所述可知,钦宗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幷最终即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深入人心的储君理当立嫡立贵的传统,有力地支持着钦宗;他本人一贯低调,乃至善于伪装;竭力拥立赵楷的王黼罢相,暗中支持钦宗的李邦彦拜相;特别是金军大举南下,徽宗惊惶失措,急于南逃。一言以蔽之,钦宗继位实属侥幸。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而已,钦宗即位幷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如果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还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那么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下篇  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后,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太上皇之称始于汉高祖刘邦之父太公,他幷非“父有天下,传之于子”,而是“子有天下,归尊于父”,因而“不预治国”。'114'唐高祖、唐玄宗退位后,虽称太上皇帝,但亦不预治国,那是由于子逼其父,父不得已。徽宗既不同于唐高祖、唐玄宗,更不同于太公,他系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幷且毕竟还算主动退位。他在退位时,于宣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通过三省、枢密院发布指挥,表示:“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15'钦宗固然期盼这一允诺成为事实,然而徽宗退位后,果真能不管朝政,甘于寂寞吗?钦宗对此不免持怀疑态度。于是,此后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116'当时人谈及这件历史往事。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于此,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徽宗退位后,迅疾逃往淮、浙。此前,他通过钦宗发布玉音,将择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靖康元年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当晚夜漏二鼓,徽宗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117'随行人员除太上皇后、皇子、帝姬而外,还有蔡京的长子、领枢密院事、恭谢行宫使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恭谢行宫副使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而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军饷丰厚,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幷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幷且早有预谋。此前,蔡京的儿子蔡※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势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118'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119'其心境颇为悲凉,有前往亳州途中所写《临江仙》一词可证: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120'

    经符离(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到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三千名赶到。'121'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其胜捷军,倾巢出动,“追从龙德之驾”,'122'以致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123'然而童贯敢于藐视钦宗,如此胆大妄为,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门以上旨不纳。”他也“不俟命,载其孥以东。”只是由于他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没其家,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安置,一面采纳吴敏、李纲的建议,由开封尹聂山暗中派遣武士,将王黼追斩于雍丘(即河南杞县)辅固村'124'。钦宗“以初即位,难于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125'高俅的东南之行,也未必报告朝廷。'126'

    像童贯这样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127'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128'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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