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全)--马克思-第3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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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丹·哈德卡斯耳《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第19、20页）
“因此，威尼斯＜设立一家银行＞的先例，很快就有人模仿；一切沿海的城市，总之，一切因独立和商业而著名的城市，都设立了它们的最早的银行。这些城市的船舶的往返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给予贷款的习惯。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同美洲进行的通商使这种习惯进一步发展了。＜这是主要点。＞船舶运货，需要巨额贷款，在古代雅典和希腊已经是这样了。1308年，汉萨城市布鲁治已经有一个保险公司。”（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2、203页）
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在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以前，对地主，一般说来，也就是对寻欢作乐的富人放债，甚至在英国也很盛行。关于这一点，从达德利·诺思（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英国商人，而且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我国为生息而放的债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给商人营业用的，绝大部分是被借去买奢侈品以及供那种人花费，这种人虽然是大地主，但他们从地产所得到的还不够他们挥霍；他们不好意思把地产卖掉，所以宁可把地产作为抵押。”（《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6、7页）
十八世纪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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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进行大量汇兑业务，但其主要基础和目的是该市银行家放高利贷。这种银行家为了要弄到货币，使他们能以8％或8％以上的利息率借给大肆挥霍的贵族，他们在外国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空头汇票信用，也就是说，一种不以任何商品交易为基础的信用。外国的受票人在这种空头汇票产生的汇款还有希望到来时，只好承兑这种汇票。但是，由于达培尔和其他很有名望的华沙银行家的破产，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约·格·毕希《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论和实践》1808年汉堡第3版第2卷第232、233页）
教会由禁止利息得到的好处
“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期间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押给贷款人，伎贷款人在占有期间能够作为贷款的补偿使用这种财产……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神会，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十字军远征时代。这就使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所谓‘死手’占有，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犹太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放高利贷，因为占有这样固定的抵押品是无法掩盖的……不禁止利息，教会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同上，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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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导论
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
693熟。我们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受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转化成的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末，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因此，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曾经有过，或者说，现在还有其他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农业形式，那末，这对我们的阐述来说，只是一种完全无关的指责。只有对那些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不是看作历史的范畴，而是看作永恒的范畴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指责才会有意义。
考察一下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里的任务总的来说是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考察这一点，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真正的农业上的投资，即人们赖以生活的主要植物性产品的生产上的投资。我们可以只说小麦，因为小麦是现代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国人民的主要食物（或者，不说农业，而说采矿业，因为规律是一样的）。
亚·斯密的巨大功绩之一在于：他说明了，用于生产其他农产品（例如亚麻、染料植物）和经营独立畜牧业等等的资本的地租，是怎样由投在主要食物生产上的资本所提供的地租决定的。在斯密以后，这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进步。如果我们能够想起某些限制或补充，那也属于土地所有权的独立研究的范围，而不属于这
694里的范围。因此，凡是和用来生产小麦的土地无关的土地所有权，我们就不专门谈论，而只是为了举例子才有时涉及到。
为了全面起见，必须指出，在这里，只要水流等等有一个所有者，是土地的附属物，我们也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如果这就是“人格”的规定，就是人作为人格的规定，那末，由此可以说，每个人就都必须是土地所有者，以便作为人格而实现。土地的自由私有权，——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据黑格尔说，不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79页）。首先，很明显，一个人格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硬说自己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不顾他人也要在这块土地上体现的意志。这里要的是和善良的意志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人格”在什么地方确立实现自己意志的界限，他的意志的存在是在整个一个国家内实现，还是需要占有一大批国家，以便“表示我的意志对物的至高无上”＇第80页＇，这是绝对不能看出的。黑格尔在这里是完全碰壁了。“占有完全是零星的；我不能占有比我的身体所接触到的更多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外界的东西比我所能把握的更为广大。因此我占有某物时，总有他物与之相联系。我用手占有，但手的范围可以扩大。”（第90、91页）但是，和这个他物相联系的，又有另一个他物。因此，我的意志作为灵魂注入土地的界限，就消失了。“当我占有某物时，理智立即推想到，不仅我直接占有的东西是我的，而且与此有联系的东西也是我的。实在法必须作出各种规定，因为从概念中已不能进一步作出推断。”（第9l页）这是“概念”的异常天真的自白，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对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性质“一窍不通”，因为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把一个完全确定的、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看作绝对的东西。同时其中还包含这样的自白：随着社会发展即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变化，“实在法”能够而且必须改变自己的各种规定。】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用这些人利用或滥用一
695定量土地的法律权力来说明，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这种权力的利用，完全取决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法律观念本身只是说明，土地所有者可以象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并且，这种观念，这种关于土地自由私有权的法律观念，在古代世界，只是在有机的社会秩序解体的时期才出现；在现代世界，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出现。在亚洲，这种观念只是在某些地方由欧洲人输入的。在论述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1卷第24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生产方式的前提，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从土地的单纯附属物（在依附农、农奴、奴隶等形式上）的地位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土地被剥夺。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象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某种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它不相适应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因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氏族的所有权，或马尔克公社的小农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转化为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非常保守的农业化学家，例如约翰斯顿承认，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那些专门为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辩护的著作家，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沙尔·孔德先生在他那两卷特意为私有制辩护的著作中就说过：“如果养活一国国民的土地的每一个部分，得不到最符合共同利益的应用，该国就不能达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种繁荣富强的程度。要使该国财富得到巨大的发展，就要有一个唯一的和首先是开明的意志，尽可能去掌握该国领土每一块土地的支配权，使每一块土地都有利于其他一切土地的繁荣。但是，这样一个意志的存在……和土地分为私人地块……和使每个所有者几乎能够绝对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的保障，是不能相容的。”约翰斯顿、孔德等人，在说明私有制和合理的农业的矛盾时，只注意到把一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耕种的必要性。但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的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