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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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感到手足无措。她无法回答机场海关检查人员对她的善意询问，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邓丽君当时完全是出于礼貌，在海关人员向护照上盖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
然后，她就随手接过护照，拎起装有旗袍的小皮箱，忙不叠地向机场走去了。
B 君怔怔地凝望着邓丽君那已经远去了的背影发呆。他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失望，因为他与邓丽君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厅里相见的时间十分短暂，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采访，但是B 君也很庆幸和满足，因为他方才在邓丽君入关时，在旁边听到了海关人员对邓的一句问话：“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更令B 君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是，他当时不但亲眼见到了邓丽君使用的那本红皮面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而且还亲耳听到了邓丽君对海关人员的“哦”——一种完全默认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三版上角，刊发了记者B 君采写的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
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B 君无意中写成的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当日下午，在台湾“外交部”任职的留美硕士陈之栩，酒足饭饱之余坐在沙发靠背椅上翘起了二郎腿，叼着一只雪茄拿起一张报纸。他突然发现了B 君所写的那条有关邓丽君去日本的新闻，陈之栩的精神顿时一振，只见报上写道：“邓丽君小姐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萎靡颓唐。林振发的不幸粹逝对邓小姐精神上的打击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已磨平了她心灵上的创伤，此次邓小姐去日本进行公开演出便是一例。邓小姐依然还像从前那样热情、友好，凡是请她签名留念的陌生旅客，无论尊卑，她一律从命，毫无大明星的架子。……但是在海关邓丽君小姐却以印尼护照过境，由此可见她已名花有主，入籍印度尼西亚，很可能从此在异国定居……”
“啊——？有这样的事？”陈之栩读了这条消息后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在不久前他还听说邓丽君隐居在香港。为了能趁她刚刚失去爱侣的机会走进邓丽君的生活，家资殷厚的陈之栩，委实挖空心思，百般运用可能与邓丽君接触上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企图得到邓丽名的垂青。可是一厢情愿的热恋，很快就遭到了邓丽君的婉拒，令陈之栩万分失望。
但是，陈之栩并不甘心，他认为以自己在台湾的家财势力，只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会获得这位歌坛明星的垂青和爱慕。现在报上的这则消息如一枚突然飞来的炸弹，炸得陈之栩晕头转向。如果一切一切都是真的，那么陈之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种无聊的空忙吗？
在狐疑、惶惑、失望与愤恨的复杂情绪折磨下，陈之栩找到了那位发出邓丽君这条消息的B 君。只需三言两语，B 君就证实了陈之栩所急于知道的一切。
“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久以前她还在香港嘛！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籍？”陈之栩一个下午都在思考这个在他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为了追求到这位绝代女歌手，他一直都在打探邓丽君在林振发死去以后的行踪。陈之栩认为邓丽君始终在香港、台湾和日本一带隐居，可是现在B 君却见到了邓丽君在使用印尼的护照，这样就让陈之栩得出这样的结论：邓丽君根本就并不持有一份印尼的护照或者说印尼的护照是假的。他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和目的，在当天夜色笼罩台北市时，他一个人用“外交部”
的电话，接通了印度尼西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很快，陈之栩与一位会说流利英语的印尼女外交官进行了如下交谈：“请问，你知道邓丽君小姐吗？”
“当然知道，她不是中国一位很有知名度的女歌星吗？”
“我们很想了解的是，邓小姐在最近是否到过雅加达？她究竟是去那里会见友人，还是在那里长久性地居住？”
“莫名其妙！先生所问的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邓小姐在一年前有过一次较为轰动的印尼之行，以后她又去雅加达演出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对不起，三秘小姐。我们这里向您所询问的是邓丽君小姐在印尼具有长期居住权的传闻是否属实。”
“我认为这件事报荒唐，我可以明确地否认有这样的事情！”
“既然如此，邓丽君小姐为什么随身持有贵国的护照呢？”
“这不可能！”
“不但可能，而且千真万确。因为邓丽君小姐昨天傍晚从台北飞往日本东京的时候，使用的正是一本资国移民局颁发的正式护照。我刚刚又询问了桃园机场的值勤人员，他们也证实邓小姐确实待有印尼的护照，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你是说邓小姐现在就在日本东京？她是持一本我们国家的护照来这里的？”
“是的，邓小姐现在就在东京。如果你们是负责的，不妨去查一下邓丽君小姐的护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谢谢你们的提醒！”
印尼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在接到来自台北“外交部”陈之栩的电话查询后，不敢怠慢。她当成一份急件送到印尼驻日本大使的手里，请示此事该如何处理。
大使沉思了许久，说：“马上将此事以备忘录的形式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请他们协助弄清邓丽君小姐护照的真实情况。”
翌日上午，也就是1979年12月17日——邓丽君将在东京新宿大戏院举行首场歌唱晚会的那一天，日本的《产经新闻》上突然刊登一条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的消息，标题为《邓丽君的护照是真是伪？》该文称：“一度在亚洲走红的中国歌手邓丽君，本月15日持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来到东京。她此行为宝丽金唱片公司主持一次演唱会。此间有消息说，邓丽君的印尼护照被人疑为伪造的假本。因为印尼驻日本的外交官一再证实，印尼政府从未发给邓丽君该国护照。外务省官员说：”此事一定尽快查清，如邓（丽君）果真系持伪造护照入境，将依有关国际法办理严处……“‘但是，邓丽君却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在这一天上午，邓丽君的情绪很好。她昨夜飞抵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时，大园敏雄副总裁和她本人在东京的代理人邓锡泉先生，以及一些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早已在那里恭候。邓丽君持印尼护照走出机场时，日方海关人员也并未进行任何刁难。她觉得此次使用两本护照在48小时内，从香港经由台北转飞东京，确实很方便。她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一股潜在的危险正一步步向她逼来。
灯火阑珊中，邓丽君被宝丽金公司的副总裁大园敏雄、邓锡泉等人用小轿车直接送到位于东京原宿的亚力士大厦。她在18楼的豪华套间里睡了一夜好觉，在这个时候邓丽君根本不会想到那位在台北桃园机场匆匆相见一面的记者B 君，会十分迅速地炮制出一篇透露她持印尼护照匆匆来东京的稿件，奇迹般地刊登在当天的报纸上。12月16日这一天，邓丽君在东京过得很愉快，在香港时思念亡友与被报界舆论所困扰的忧虑情绪，倏然而去，心境快活得如同孩提时一样。上午，邓丽君在亚力士大厦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三谷清、大园敏雄等人见面。10点钟又由邓锡泉陪同前去渡边娱乐公司拜见她的恩师渡边正一经理和从前指导她声乐的老师山田茂。
午后，邓丽君来到新宿大戏院，看了场，定了次日夜里演唱的5首歌曲《空港）｝、《原乡人》、《丝丝小雨》、《晨光下的恋情》和《姑娘十八一朵花》。之后，邓丽君十分认真地与日本乐队进行合作，她在彩排中所表现出的严肃认真态度，博得了日本乐队成员们的一片热烈掌声。12月17日上午，邓丽君在东京驱车拜访了小林美子、中森明莱和欧阳菲菲等日中歌坛姐妹。邓丽君已经许久不来日本演唱了，自从林振发过世，她很少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她与这些友人品茗话旧，谈得非常投机。心地善良的邓丽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台北有一个名叫陈之栩的无聊政客，因为无法得到地垂涎已久的邓丽君，给日本的印尼大使馆打来一个不怀好意的电话，使得印尼使馆的官员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日本外务省很快通过海关查验到了12月15日深夜入境的邓丽君，确实是依一本新使用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进关受检。紧接着，移民局通过宝丽金唱片公司查到了邓丽君女士在东京原宿的下榻地点——亚力土大厦18楼。
负责侦察的警员佐藤木在初步断定邓丽君入境所持的印尼护照系伪造的之后，深感案情重大，他一人无法作主，先命随同办案的6名警员控制住亚力上大厦18楼，然后佐藤木前往日本移民局，请示如何处理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
移民局事务长官说道：“自从1975年以来，一些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向日本的移民逐年增多。一些人甚至以高达1万至1。5万美元的代价来换取进入日本的签证。这种情况在香港地区尤为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打击的措施才行，否则，各种假护照泛滥，我们将无法控制局面。”
佐藤木说：“可是邓丽君小姐是位经常在东南亚各国旅行的～位歌星，她根本不可能作为移民来到我们日本。即使她使用的印尼护照是假的，也与您所说的移民风潮下的假护照不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才合适呢？”
事务长官板着脸说道：“依我看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移民局既然身负打击假护照泛滥和控制非法移民入境的双重使命，那么就不论邓丽君是什么人，都必须依国际法对她进行拘查。”
佐藤木担心地说：“这样做未免过于武断，邓小姐肯定与移民和偷渡犯不同，她也不可能来日本定居。而且据我们侦察中得知，邓小姐是作为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宝丽金公司请来演唱的歌手入境的，她今天晚上将有首场演出，而且门票早在几日前就全部售出。在这样的时候对邓小姐进行拘查，是否会引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呢？如果一定对邓小姐进行依法拘查的话，也应该将时间选择在她的首场演出结束后进行才是！”
事务长官却拍案喝道：“这是法律，而且是依国际法行事，不是儿戏！佐藤警官，请按法律行事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佐藤木见移民局事务长官的决心已定，情知继续进言无益，只好返回亚力士大厦去执行对邓丽君的拘查命令。
下午4时50分，佐藤木率领10余名移民局的值勤警员爬上了亚力上18楼，他们敲开了该楼层阳面的正室。当时，邓丽君正在准备前往新宿去参加当夜的临场演出，攀然间见自己的房间里闯进一群如临大敌的日本警员，不禁大吃一惊。从前，邓丽君所见到的日本警方人员大多是非常客气的，那是当她出现在观众包围的机场、车站或演出场所时，警方人员出现在邓丽君的身边，是为了她的安全。可是今天这些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