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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女人当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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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战乱的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该到了重用他们的时候了。早在咸丰的时候,像曾国藩这样的优秀人物就该被提拔,可因为种种原因,却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一直郁郁不得志。据说,民间常有曾国藩是“癞龙转世”的说法,让曾国藩屡屡被猜忌。比如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蹶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当然憋屈,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一个个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既然“八大臣”都扳倒了,难道还怕用汉人吗?

第一部分 18.重用汉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没有多久,曾国藩便被受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高等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完全是凭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满人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要断送祖宗200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这下,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慈禧的神来之笔。这一重大举措,不仅让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武装集团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等反叛力量,而且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10名总督中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之外,其余9人全是汉人,而15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慈禧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文化。在政变成功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一书,想以此书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大学士、万历朝首辅张居正为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编的特殊教材,这个教材很有特点,它根据小皇帝的年龄段,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者胡作非为的案例用一个个小故事并辅以插图的形式编成,十分生动有趣。慈禧拿到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后,还没来得及给儿子看,自己倒先被里面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每天都要仔细研读——对于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这样的书是最合适不过了。

    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又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便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地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共15个专题。

    在大臣的讲解过程中,恭亲王、醇亲王,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也随同听讲,慈安和慈禧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听课学习,有时候慈禧还会就一些问题提问,学习态度十分认真。

    应该说,年轻时的慈禧还是很热爱学习的,她并不是将书籍作为摆设来附庸风雅,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书本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教训。在平日的闲暇时光,慈禧也会写写大字或者描几笔画,也从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也许慈禧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她一定知道汲取各种知识对她提高政治操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有帮助作用,这于国于民于己,倒也不算太坏。

第一部分 19.搞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 (1)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极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种认识直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才为人所重视。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持续近30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恭亲王奕等人。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奕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清军的武器和战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洋人,更令他羞愧难当的是,在与洋人谈判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个中国人能说洋文,最后只好请洋人自己来翻译,谈判的被动可想而知。由此,奕算是深刻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坚定了他主政后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巧合的是,在剿灭太平军的合作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发现洋人的枪炮兵轮着实厉害,加上清军在英法联军的入侵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更是激起了他们的御敌自强的忧患之心。在太平天国最终被镇压、局势日渐稳定后,这些封疆大吏纷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这和朝廷的奕等人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浪潮。

    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奕等人搞的洋务运动,慈禧并不完全了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是她在当时的书本上见不到的。不过,在经过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浩劫后,慈禧也知道这些洋鬼子的厉害。既然奕他们认为搞洋务运动能够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场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在国内展开,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都如同雨后春笋般突然兴起。另外,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军舰、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馆、送学生出国留学等,也都逐渐施行。

    但是,在面临这样一个“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没有被“打”醒,他们对奕、曾国藩等人搞的洋务运动很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他们必然要跳出来大加指责,而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纠纷便是一例。

    京师同文馆当时主要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这与传统的儒家学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旧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这不,没开馆呢,京师上下便谣言四起,当时流传一个对联说:“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也有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们危言耸听地说,“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暗嵌“同文”二字);“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试图把京师同文馆给打下去。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奕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绰号(奕排行老六,又常与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在封建士大夫们的眼中,设立同文馆是在“以末求本,以夷变夏”,简直多此一举,纯粹胡闹。当时反对声最为激烈的大学士倭仁,当他听说要设立京师同文馆后,立刻上奏说天文算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反是西方人充当教习危害甚大。倭仁当时发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招架不住。

    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而且被恭亲王奕给抓住了。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征,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

    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于是,慈禧便很快批准了奕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同文馆。

    这下好,倭仁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说实话,倭仁身为理学大师,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第一部分 19.搞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 (2)

    当时翁同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的窘迫尴尬境地,说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的时候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直到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为之额手称庆”。

    倭仁虽然被弄得狼狈不堪,但同文堂的风波却并没有结束。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的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另一个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同样是饱读诗书的儒学大家,却力主推行洋务“新政”。据野史上说,有一次广东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后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到馆门口正要下车卸行李,突然来了个长髯老翁,满脸欢喜地将他们迎入,慰劳备至,随后又带他们到馆舍各处一一参观。有趣的是,每到一处,老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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