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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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最好写照。在此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已将革命和破除私有制、取消家庭相联。

　　中国佛老哲学一直主张取消差别限制，但我们在第一节谈到，佛教经典中从来没有使用过「革命」这个词，这是因为佛老主张解脱和消极无为。一旦将有为入世精神注入佛老哲学，革命的道德含义则自然显现出来。所谓有为入世精神和佛老平等价值结合，实际上是用积极入世精神去反抗纲常名教、冲击儒家伦常等级和种种差别限制所织成的网罗。事实上，不仅刘师培（1884…1919）、师复（1884…1915）、章太炎（1873…1929）等革命言论中存在上述逻辑而具有某种老庄、佛教色彩，辛亥革命前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被称为「金钢性的革命党」（朱谦之，1921），就连五四新知识分子的革命论述都与入世式的佛老思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例如被胡适（1891…1962）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1872…1949），曾区分积极革命和消极革命。他将法兰西革命称为积极革命，而中国人为消极革命派，老庄为其代表（吴虞，1917：3…2）。朱谦之（1899…1972）甚至用革命来概括其积极出家的主张，说他去西湖当和尚本志是要进行革命（陈公博，1921：3…2）。我们曾把以入世有为精神破除一切差别、以类似于佛教式平等作为新道德称为拟佛学（金观涛、刘青峰，2000：323），这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观所蕴含的道德性质。现我们将以这种新道德为核心的革命观，定义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

　　五、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凸现和形成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一词的众多含义中，表述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言论占多大比重？我们发现，其比重和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异。由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核心是追求平等、独立（冲破网罗的有为精神）的新道德，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革命」、「平等」、「独立」等关键词的关系，来分析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起源和形成。图五和图六为1830年至1926年「革命」、「平等」、「独立」三个关键词的分布频度，从其变化趋势我们看到1894年前这三个词出现频度极低，革命几乎没有被使用过。这三个词的频频使用都是现代思想的产物，这表明正是甲午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而1895年后这三个词的分布可明确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98年以前，虽然三个关键词开始被使用，但频度都不高，更重要的是它们无相关性。「独立」最多，表示争取国家独立意识呈现，「平等」次之，「革命」一词出现频度比它们都少。在我们的数据库中1830年至1899年间，涉及「革命」一词的文章是21篇，谈到「平等」的有99篇，使「独立」一词的文章达84篇。但同时谈到「革命」与「平等」的只有两篇，同时包含「革命」、「独立」的有三篇，而「革命」、「平等」、「独立」三个词都提到的著作只有一篇。这一统计说明1899年前，平等、独立和革命三个观念无相关性。此时士大夫所持的革命观仍是传统的9。

　　第二个阶段是1899年至1911年，「革命」、「平等」、「独立」这三个关键词出现频度大大增加。分析当时有关革命的论述，正如上一节例句所表明的，在相当多的论述中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自立，独立为革命之根据。有部分论述直接以平等为新道德，实行革命是为了消除不平等。在这两种情况中独立和平等之论述往往是被包含在革命论述之中的。比较图五中「革命」、「平等」和「独立」三曲线可看出：1900年至1904年间「革命」一词分布曲线和「独立」分布频度曲线类似，都在1903年达到高峰。再将该统计和表二相对照，可以看到1903年「革命党」「法国革命」出现最多，鼓吹革命党和法国革命即为排满和争取民族独立，而民族独立的一个前提是个人独立，积极追求个人权利。1904年后，「平等」一词出现频度增加，超过「独立」，并在1907年达到高峰。从表二可以该年「革命」一词所涉及具体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最多。所谓社会革命是指消灭经济分配和具他种种不平等，革命以平等为根据。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独立」、「平等」这两个关键词和「革命」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直接的相关性10。即在第二阶段部分革命表述中，人们直接以平等、独立作为新道德。这表明谭嗣同《仁学》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终于成熟，成为「革命」一词的重要内涵。至于这种意义占多大比例以及同其它意义的关系，则可从革命论述中直接包涵多少平等内涵来判别。如图五所示，「平等」、「独立」这两个词出现频度比「革命」少得多。具有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意义的「革命」一词只占「革命」一词的一小部分，其实真正信奉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数知识分子谈革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因此我们称其为是中西现代革命观并存、或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革命观念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從圖六可見，1919年前「平等」、「独立」和「革命」三个关键词出现频度相差不远。对照表三可以看到，涉及革命的关键词主要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文学革命」。它們在語意上並不直接；含平等和獨立。也就是说，「革命」、「独立」和「平等」的使用又失去了第二阶段所呈现的强烈和直接相关性。为什么这三个词之间不再如第二阶段那样直接相关？正如第三节所指出的，新文化运动因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失败而引发，新知识分子出于对绅士公共空间和中学西学两分之二元论意识形态之反感，开始认同全盘反传统主义和社会秩序整体而彻底变革之「革命」。在此之前革命之所以正当，或因为排满民族主义，或基于平等或独立这种新道德（这时革命和平等、独立直接相联）。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正当性论证结构发生了巨变。首先革命作为彻底和激烈变革的代名词，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被承认，它本身就是正当的。更重要的是，达尔文进化论不再是天道，革命的正当性可以从新进步观推出，故它虽然含平等价值但不必和平等直接相联。因此，我们可以把新文化运动定为革命观念发展的第三阶段。

　　图五　1830年至1911年间「革命」、「平等」、「独立」三个关键词频度分布



　　图六　《新青年》杂志中「革命」、「平等」、「独立」三个关键词的分布频度




　　第三阶段革命所蕴含的两重基本意义—彻底变化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个人道德—均可以从天道（宇宙规律）中推出，故它也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科学化或合理化阶段。革命观的科学化可从对比新文化运动前和第三阶段科学和革命这两个观念的关系看出。在1911年前，知识分子在同时谈到革命和科学时，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将两者并列11。第二种情况是提科学本身的革命12。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科学却成了革命的根据13。进一步追溯这些文章中「科学」和「革命」两个词的意义，「科学」大多是唯物辩证法。从表三可见，1919年后「革命」所指涉的以俄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世界革命为最多。即「革命」主要含义则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换言之，革命之所以正当，这是因为它被科学所证明。必须注意，这里「科学」已不是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唯物辩证法14。从唯物辩蹬法既可论证彻底更本变革为合理，亦可以推出破除一切差别、冲决网罗这种新道德为正当。从此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合理化，并从革命诸现代含义中凸现出来。　　

　　表三　：《新青年》中「革命」所指涉的种类　（以出现次数为单位）



　　（表三中其它和打﹡号者意义和表二同）

　　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当辩证唯物论成为新的宇宙规律时，会导致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合理化？辩证唯物论本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它成为革命基础的后果为什么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凸现呢？我们必须记住，早在五四前现代革命观已有一层人人接受的含义，这就是革命为彻底和激烈的变革。但因为进化论认为个体变化、点滴改良是具有普遍性的「种」和「属」进步之机制，所以在相当长时间革命这一层含义无法同革命所代表的新道德整合，也使得以新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式革命观除了用道德本身作为合理性根据外，无法从宇宙规律、科学和工业革命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因此在唯物辩证法取代达尔文进化论成为普遍宇宙规律之前，即使人们认同破除一切差别为新道德，并用这种新道德来构想理想社会，但不会支持作为彻底激烈变革之「革命」。由于天道中宇宙规律和个人道德不相配合，作为彻底而根本变革之「革命」就不能表达拟佛学式的新道德。这时只有少数不赞同点滴式的进化论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不可能从革命多元含义中凸现出来成为社会主流思潮。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康有为（1858…1827）的《大同书》和五四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明中国式革命观的凸现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分析康有为《大同书》的逻辑，可以证明康有为的终极关怀是拟佛学，并用拟佛学为新道德来建构理想社会15。照理说从价值取向上讲康有为很容易接受中国式革命观，但事实上康有为本人却一辈子反对革命。为什么会这样？从思想史内部分析，这正是出于康有为接受进化论。他认为大同理想虽好，但社会进步依靠点滴改良而不是实行突然而彻底的变革，故在康有为思想中「革命」并无正当性。一旦辩证唯物论代替进化论成为宇宙规律，在新的天道中，不仅新道德可从宇宙规律推出，彻底而根本之变革和拟佛学式的新道德亦互相整合，这样接受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知识分子就远远超出无政府主义的范围。因为建立在拟佛学道德之上的新社会理想可以从唯物辩证法推出，共产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就有了本质不同，前者是科学的而后者只是乌托邦。《大同书》在五四时期及五四后并没有多少人阅读，而共产主义却具有不可抗拒的征服人心的力量。新知识分子只要承认辩证唯物论是宇宙规律，即使暂时还不把破除一切差别的拟佛学当作新道德，从辩证唯物论到唯物史观到接受共产主义、进一步认同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一条没有阻碍的坦途。

　　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实验时，号召干部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这说明五四后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有和拟佛学类似的道德价值，不同的只是共产主义通过辩证唯物论合理化了。辩证唯物论固然来自于西方，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唯物辩证法却和王船山的气论存在着某种联系（金观涛、刘青峰，2000：288），因此�卜鹧�推崇的新道德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中国近代传统的现代化。如图四所示，革命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是1919年后，而其主要意义又是共产革命，因此第三阶段革命观念变化的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式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