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编1917-1926年-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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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蒋光慈《新梦》集由上海书店出版。
2 月 王统照《童心》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月 梁宗岱《晚祷》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约 9 月 徐志摩《志摩的诗》由中华书局代印，北新书局发行。
11 月 李金发《微雨》集由北新书局出版。
1926 年
1 月 穆木天作《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发表于《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1 号。
3 月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发表于 25 日《晨报副刊》。
4 月 1 日 徐志摩主编《晨报副镌？诗刊》创刊，发表徐志摩《诗刊？弁言》。
同月 邓以蛰《诗与历史》发表于《晨报副镌？诗刊》第2 号。
同月 刘半农《瓦釜集》由北新书局出版。
5 月 闻一多《诗的格律》发表于 15 日《晨报副镌？诗刊》。
6 月 周作人《〈扬鞭集〉序》发表于《语丝》第 82 期。
同月 刘半农《杨鞭集》上卷由北新书局出版。
7 月 焦菊隐《夜哭》由北新书局出版。
10 刘半农《扬鞭集》中卷由北新书局出版。
11 月 李金发《为幸福而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 刘大白《邮吻》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本年 于赓虞《晨曦之前》由北新书局出版。
1927 年
1 月 蒋光慈《哀中国》集由长江书局出版。
3 月 韦丛芜《君山》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新集之一。
4 月 冯至《昨日之歌》集由北新书局出版，为沉钟社丛刊之二。
同月 李金发《食客与凶年》集由北新书局出版。
8 月 朱湘《草莽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9 月 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12 月 王独清《圣母像前》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为创造社丛书之一。
同月 汪静之《寂寞的国》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第七章 散文（一）
“五四”时期散文的革故鼎新，如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是相当自觉和彻底的。散文自此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关于“五四”时期散文创作的状况，鲁迅在 30 年代曾经这样回顾：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也并非做不到。（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57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种评价并不只是鲁迅的观点，连晚清时期就已成名的小说家曾朴也说过，“新文学成绩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分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韵曲包”。（注：转引自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 1935 年版）可见对“五四”时期小品散文的成就是有公认的。由于散文小品是属于更加个人化的创作，后来的文学史往往对“五四”时期散文成就的评价不够。若要回顾这一段散文的创建与发展的盛况，最好借用朱自清在 30 年代所写的一段文字，他指出：“五四”阶段散文创作的派别林立，“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注：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 年，第 345 期）。总之，中国文学史上还从来未曾出现过散文创作的如此盛况。“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数量之大，文体品种之丰，风格之绚烂多彩，名家之多，都是异常触目的。这时期产生了鲁迅、周作人等散文大家以及冰心、朱自清、郁达夫、林语堂等诸多不同风致的散文名家。散文创作的个性特征与时代特征扩张，以及由此产生的散文内容、形式风格的独创性，无疑是新文学的重要收获。
“五四”时期散文格外发达，甚至成绩超出其他文体，原因在于这种文体比较自由。因为相对容易掌握，写的人也就比较多，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几乎全都涉足过这个领域，在这方面显过身手，也由于散文一般较简短，一有感触，即可成篇，适合于“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需要，也有利于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尤其是杂文，更成为战斗的“阜利通”。再者，由于古代文学中散文较发达，新文学若要站住脚，务必打破用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因此诸多作家往散文方面努力，也是为了向传统文学示威。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化传统”化得较好。新文学的小说、诗歌、戏剧形式上较多舶来品，借鉴外国从头做起，自然难一些，而散文小品则与传统保留更多的联系，虽然也取法英国的随笔和其他外国散文的笔调体式，但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散文作家创作时往往更便于也更自觉地从传统散文中寻找创新的根基。“化传统”不是照搬传统，如同朱自清所言，散文的“体制”可能承用了旧的，然而“精神面目”又颇不相同。特别是那些偏重个人情性的小品文，显然从明人小品中得到过许多借鉴。“化传统”化得好，比较适合民族审美的心理习惯，自然也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一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现代文学中率先兴起的散文作品，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论，统称杂文。1918 年 4 月《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稍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此外，还有不少进步报刊的“杂感”“评坛”、“乱谈”等栏目也发表过很多杂文，各自拥有一批撰稿人，形成颇有声势的杂文创作浪潮。杂文一般短小精悍，易于出手，多在报刊上应时刊发，适合作社会批评的武器，所以先驱者最先广泛使用，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注：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4 页）而且又都倾注了探求新的社会理想的激情。杂文是最早显示白话文艺术特质的文体之一，社会影响也就格外大。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而且影响所及，自《新青年》到《莽原》、《语丝》，直至 30 年代以后的《萌芽》《太白》《中流》，可以找出一条发展轨迹。而《新青年》《语丝》分化后，在周作人麾下聚集的自由主义作家群，所谓“言志派”散文流派，以后发展到《骆驼草》《水星》《论语》等，与前一派自是路向不同；不过，在“五四”初期，大体上还是取同一创作立场的。《新青年》上的杂文，大都以随感形式对现实做敏锐的反应，不见得如何缜密漂亮，却是充分体现“五四”的青春精神，而每位作者又都保持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李大钊较早发表有《青
春》一篇，便发出时代的振聋发聩之音。他的《今》 《新的！旧的！》《新纪元》等，都迸发着昂扬奔放的改革激情，抒发追求新世界的理想。他还有《政客》《太上政府》《宰猪场式的政治》等短小的随感，燃烧着讽刺的火焰。李大钊将宣传鼓动性与散文诗的艺术两相结合，形成他的特色。陈独秀也是“随感录”文体的开创者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 “五四” 初期他写的杂文，几乎每发表一篇都有影响，《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多有他的充满战斗意气的呼声。他的《偶像破坏论》写得气势轩昂，与封建主义思想势不两立：“随感录”《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底误会》和《反抗舆论的勇气》，鲁迅曾给予，“独秀随感究竟爽快” （注：鲁迅 1921 年 8 月 25 日致周作人信，《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391 页）的赞语。和陈独秀杂文的激烈畅达较相似的是钱玄同，鲁迅也曾以“颇汪洋，而少含蓄”（注：鲁迅：《两地书？一二》《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46 页）概括其文风。他是当时提倡白话，批评儒家思想的一员猛将，其《随感录四十四》《随感录四十五》，是痛快淋漓的文字，颇适合当
时激进的阅读心态。刘半农也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的《奉答王敬轩先生》《作揖主义》《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 》，等等，以及稍后所写的一些论争文章，都坦城爽快，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风格是善夸张，富想象，好用反语，讽喻性强，读起来畅快轻松，对论敌能加以不容置疑的驳难。他的杂文显然要比前几位写得更有艺术气味。“随感录”作家群的杂文大都是应时的急就章，论战色彩浓厚，只有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为阅读，才能更好理解其价值。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的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
鲁迅又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早在 1919 年 8 月和 9 月间，他就开始尝试这种以散文体式表现诗意题材的艺术形式。此期间写下的《自言自语》《古城》等篇什，意境深远而美丽，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然而引起文坛普遍注意并长久被视为散文诗经典的作品，还是 20 年代写的《野草》，而写于 1926年的《朝花夕拾》则表现另一种优美余裕的风致。鲁迅不愧为散文巨匠，他对现代散文多种文体的创造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鲁迅这方面的贡献，在《鲁迅》专章里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从略。
二 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
周作人也是《新青年》《语丝》一派的主要作者。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土地”（注：周作人：《美文》《谈虎集》，北新书局 1928 年版）；以后，他又形成了一整套的散文理论，中心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
认为这种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的尖端”“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注：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苦雨斋序跋文》，天马书店 1934 年版）。他自己的散文，也有“浮躁凌厉”与“冲淡平和”两体。前者多收入《谈虎集》、《谈龙集》中，思想意义与社会作用显然更加积极，常为论者所引述；但真正显示周作人创作个性，并成为他对现代文学艺术独特贡献，而且实际影响更大的，却是后者。周作人的散文，多作闲谈体，所追求的是自然而隽永，是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周作人有名士派的夙缘，有“叛徒”与“隐士”的二重性格。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