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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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财政义务。②因而在复合的和扩大的复合局的领导人之中发
现拥有大量财富的迹象，是不足为奇的。在南昌（见图表5），这种
个人财富的确凿证据是总局的大量人员捐纳官阶和功名。尽管在
19世纪后半期捐纳数持续下降，但这种官阶和功名有些仍然是相
当昂贵的。在一些局中捐纳出身的人的比例之大，说明许多集镇
的团练既吸收了绅士人才，也吸收了商人。①富有者在支持和控
制村社防御中的支配作用，在。富者出钱，贫者出力。这一习用成语
中被赋予一种合作的色彩。②
①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1950年）是捐纳制度的全面论述。有关各种
类型的捐官，见第80－96页。不同时期各种官阶的价钱见第111页以后各页。当然，
问题还是有的，财富是操纵民兵的前提还是它的结果？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两者都可
能是事实。不管怎样，在单一的和复合的团的形成中，个人财富的重要性是有充足证
据的。例如湖北黄州的郭锦祺（英文误作黄锦祺——译者），仅有从九品顶戴，。倾家赀
首倡团练。。。黄州府志。（1884年）卷22，第35页。在临湘，余姓家族的两个监生和一
个童生，。捐赀集结乡民，建团以护其乡。。。临湘县志。（1872年）卷11，第13页。罗庆
章，捐得县学教谕官衔，拿出自己的大笔资产，在贵县建立了一支民兵部队，。厚赏以固
军心。，见。贵县志。（1894年）卷4，第14页。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载。近代史资料。
第1辑，第4页（1955年）。
② 。华容县志。（1882年）卷6，第9页。
③ 。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28页。
另一个不容忽略的传统因素是从共同拥有的土地上取得的氏
族财富的作用。我们已指出，这种财力在小规模的械斗中是重要
的，但它在组建武装活动的后期却很少被提及，这说明它的相对的
重要性在战斗规模和凶狠程度增加时减少了。然而甚至迟至咸丰
时期，还有以典型的氏族管理方式划出土地特别用于维持民兵的
证据。显然，这种传统的提供资金的方法在某些地区对村庄一级
的组织仍是重要的。③
图表5 1853年前后江西南昌地区五个团练局的领导
身份
中州
南州
万舍
保安
定安
总计
科第绅士
举 人
2
1
－
2
3
贡 生
－
2
－
2
－
生 员
1
2
2
6
2
25
捐纳出身
贡 生
1
－
－
－
－
监 生
1
－
－
－
1
官阶及头衔
1
9
5
2
－
20
资料来源：。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6－6页。
但是在数十年的危机中，出现了地方提供资金的新形式以满
足急速增长的组建武装的要求。在19世纪50年代，大量可以利
用的个人财富被转用于官阶捐纳制度，借此筹集的资金则用于中
央政府以及由省级名流组建的新的军队（这个问题将在第六章第
一节中讨论）。这就使得地方团练更加需要向别处寻找可靠的和
充足的资金来源。由于个人财富和传统的氏族所有财源相对来说
不易扩充，地方防御组织的领导转向更丰足和更深层的供养血脉：
几乎是村社的全部农业和商业财富。
剥削农业产品使用了几种方法，其中最普遍的是着力摊派既
按土地面积估算（按亩）也按收成估算（按量）的特种税。这种征用
有时叫做。捐。，至迟在1856年就得到帝国认可。在租佃关系广泛
存在的地区，这种税相当于向地主征收，然后再转移到佃农头上的
租额。税率和征收方法变化很大，即使是在一个县内也是如此。
实际上，所有各种税收安排的重要特征是，它们是由团练自己执
行，由绅士而不是由衙门胥吏或衙役管理。资金由。正直的绅士。
管理，衙门下属不能插手，这一事实经常被作为一种公正处臵的保
证而提到，因为这是一种已被接受的地方神话：贪污受贿是官僚制
度带给地方社会的弊端，绅士自身是不会产生的。一个知县几乎
不能检查有影响的绅士通过团练局所操纵的收入和开销，而这些
局私自收税的权限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加了强制力和豁免权。有
时一个县的绅士可以设法集中这种特殊税收的一定部分，用来在
县城雇佣一队雇佣兵，但一般来说，单个团的局的税收权力仍是地
方主义的支柱，可以抵消吸引地方资财的捐纳制度的力量。①
① 。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12页；。皇朝政典类纂。（1903年）卷338，第8
页；许乃钊：。乡守辑要。卷8，第2页；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载。近
代中国研究。第3期，第206页。。宁乡县志。（1867年）卷42，第80页。
②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1932年）卷1，第46－47页。和田清：。中国地方
自治发展史。，第275页。
贵州的情况说明了在农业方面这些新税收所采取的各种各样
的形式。贵州是一个长期亏空的地区，一直靠从邻近省份调拨的
资金偿付军事开支。但是，随着叛乱的爆发，这种跨省的财源很快
干涸了。亏空现在靠扩大捐纳规模、新设厘金商业税以及各种新
农业税来填补。到1861年，特定的官方土地税由代理巡抚韩超正
式定为。厘谷。税，直接补充正规的税收，按亩征收。这一改革对农
村社会的破坏显然很大，以致韩超的继任者张亮基被迫将税收权
力转交给绅士。这种现在被称为。义谷。税的税收由绅局（几乎可
以肯定就是管理团练的局）管理，在地方防御组织和省级政府间均
分。很明显，义谷税几乎不受政府控制；它的规定税率从粮食产量
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不等，但从它充实了地方和省的财源这
一事实来看，实际的税率很可能更高。农民的痛苦又因特殊的家
庭税（户捐）而加重，这种税似乎由地方官根据需要随时征收。②
如果为地方组建武装而增加税收的做法不是和绅士参与正规
的征税过程的做法同时进行的话，团练局的征税权力在中国近代
史上大概就不会这么重要。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当我们
涉及团练与官僚政治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时，这种参与与未经批
准的包税制（诸如称之为包揽的办法）有密切关系，可以想像，凭借
这种包税制，绅士作为征税者向地方村社强行征税。在19世纪中
叶的几十年内许多知县被迫批准的在村社中为团练开销而征税的
权力，现在使绅士合法地渗入整个征税过程之中。毫无疑问，团练
局日益卷入正规的征税过程的趋势（这种做法有时完全取代了官
方的税收机构），导致高级地方官员如胡林翼和曾国藩等人反对把
任何直接的税收权力给予这些机构。①
① 卢道昌：。卫乡要略。（1885年）卷2，第3页。
② 对厘金的起源和实行已有深入的研究。参看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1936年），以及埃德温〃比尔：。厘金的起源，1853－1864年。（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8
年）。军事行动的特别财政需要导致了早期的征收商业税的建议；例如广西提督周天
爵在1851年前后建议，向当铺、杂货铺、行商、油坊以及其他小的行业征收特别税。许
乃钊：。乡守辑要。卷8，第3页。
在农业之外，商业成为地方资金的有利可图的来源。被称为
厘金的商业税1853年首先在扬州设立，很快为所有省份采用以支
付军事开支，在为团练提供资金方面必然会起到作用。②厘金的
管理像其他许多地方事业的管理一样，需要地方政府的正式机构
所不能聚集的人才和财力；结果是依靠绅士任职的局完成日常征
收和记账的杂务。征收厘金的初期（1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
间），在这种税收被有效地纳入省和国家财政之前，征收的局有时
就是经办地方防御组织的局。厘金从团练局手中被夺走并建立自
己的管理系统的过程，成了尚未充分探究的19世纪中叶财政史的
一部分。但在1859年已经有证据表明，厘金在为组建纯粹的地方
武装提供资金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减小了，它让位于主要以农业生
产为基础的绅士控制的税收制度。例如1859年湘乡抵抗石达开
进攻的防御，对厘金收入的依赖只是微不足道的，它主要依赖于
。捐。，这实际上是绅士在租金收入基础上在全县征收的各种特殊
税（见图表6）。
图表6 1859年湖南湘乡用亍防御的资金（两以下四舍五入）
来 源
数 量
从全县征收的。捐。
103395
厘 金
3000
知县征收的特殊。捐。
1000
单独的团直接筹措和消耗的资金
10273
总 计
117668
资料来源：。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22－26页。
单独的团练局在征集资金方面的独立性引起严重的问题。从
县的官僚机构的观点来看，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财力之间的差异
会在县的防御中导致危险的薄弱环节。因而官员们作出努力，以
集中并统一团练局的财政活动。湖南东北角处于战略位臵的平江
县，早在19世纪50年代，其防御系统就显示出严重分裂，在其防
御系统中，财政受单个氏族的严密控制。诸复合团在财政上有很
大差别，局势因县内不同区域军事负担的不平衡而进一步恶化。
最后在1858年或1859年，作为扩大政府对地方武装的控制的全
面努力的一部分，官员们建立了四个。联总局。，每个乡一个，并授
予它们广泛的征税权力。这些新的局和原来的复合团之间的工作
关系怎样安排（或是否建立），我们一无所知；但这一努力可以看作
是官方对团练筹集资金的无政府趋势感到担心的征兆。①
① 。平江县志。（1875年）卷36，第6－11页。
第三节 团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提出地方武装与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
甲和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在团练的理
论基础的讨论中（第二章第二节）指出，在中国的官方见解中，官僚
政治与非官僚政治的组织原则正好截然相反，还提出，即使是像其
官方保持人所想像的团，也要利用保甲所极力避免的非官僚政治
的权力来源，尤其是利用地方名流在他们的家乡村社中的固有权
势。现在刚简要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中固有的组织规模问题，我们
应该以新的眼光研究团练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了。地方武
装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在一定组织规模上定型化；保甲和里甲也有
它们自下而上的一体化的规模。不管我们多么喜欢保留自然的与
行政的组织模式之间的理想差别，不容臵疑的证据却表明，两种模
式在实践中并非全然不同。
首先，这里有官方制度（诸如保甲）从何而来的问题。难道这些
制度仅是体现了那些想将匀称而利索的管理模式强加给地方社会
的埋头事务的官僚们的沉思冥想？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