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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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番禺县志。（1871年）卷16，第47页；。平江县志。（1875年）卷26，第7页；。郁
林直隶州志。（1894年）卷7，第10页。
类似的例子很多。广州附近的三个乡在1859年红巾军叛乱
时，组成复合联盟，在龙泉墟集镇设有管理团练的指挥部。后来，
这个联盟的首领得到省当局的允许，用剩余的团的财力建立一所
地方书院。同治年间在湖南平江，剩余的团练资金被用来建立一
所。团社学。，由特别拨出的土地的地租作为经费。在郁林，一心团
的财力被用来建立一座庙宇。②我曾经指出，在临湘，地方防御联
盟与救灾粮谷的征集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团变成了
发挥绅士作用，甚至包括征税在内的多重目的的组织。
因此，看来尽管这样的团是地方防御联盟，但它有时产生于社
这样的传统的绅士集团，因而能够承担附加的、一般是与复合村社
绅士集团相联系的职能。这样，它只能被看作复合规模或扩大的
复合规模上的绅士联盟的常见模式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
在19世纪中叶当资金和人力的有效地方管理需要某种比习惯的、
非正式的绅士相互关系更为可靠的东西时，变得很普遍。在行政
管理软弱无力时期，绅士在地方组建武装和管理中创造的这种组
织形式，由于一种长期的行政传统而获得合法地位，在这个传统中
团是体面的、官方倡导的地方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当国家权力
的基本前提成问题时，这种合法化在使名流依附于传统国家制度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团在地方行政
中保持了重要地位，甚至在民国时期还对农村机构的发展产生影
响（见第六章第二节）。
（谢思炜译）
第四章
叛乱的发生和正统名流的组建武装
第一节 从地方防御到帝国的防御：江忠源
随着19世纪中叶的社会危机把中国推向内战，地方组建武装
的步伐加快了。当经济危机和剥削把穷人驱赶出已确立的秩序
时，当匮乏使各种族和语言集团中的冲突尖锐起来时，异端的和正
统的领导人员双方都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在异端方面，这不
仅意味着武装并组织地方秘密会社的分会，以及发展出没无定的
盗匪帮伙，而且也意味着把作好战斗准备而被视为异己的集团联
合成救世的宗教运动。在正统方面，这不仅意味着以村社为基础
的团练组织的激增，而且也意味着层次更高的军事组织的出
现。
在危机期间，清廷军事领导人员的最初反应是雇佣支付薪饷
的战斗人员，即勇，以补足其人数由法令固定了的正规军。广义
地说，。勇。这一名称习惯上是指任何非正规的以忠君为特征的兵
力。因此，团练组织的民兵有时叫做。团勇。。但勇一般是指军事
化水平较高的兵力，即指那些完全脱离他们的村社而依赖薪饷
或掠夺财物过活的士兵。这样的部队有些是由政府官员直接招
募，如来自潮州的声名狼藉的勇。其余的本来是盗匪帮伙，依附
于政府军队是希望得到更固定、更丰厚的报酬。危机时期实行
雇佣勇的办法，意味着19世纪的庞大的清军实际上是一支杂牌
的勇军，这支勇军附属于从各省驻军调来的同样混杂的正规
营。①
可是，从帝国政治前途的观点看，勇军的最重要类型却是无军
职的绅士所招募的。在太平天国时期，正是这种部队的出现及其
结合成较大编制的能力，使正统名流能够接受当时以及其后约50
年间的叛乱的挑战。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有必要指出的那样，这
种适应名流内部原先存在的归属体系军事化趋势，是传统社会经
受住19世纪中叶危机的能力的关键因素。在把组建武装的纯地
方形式提高到新水平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产生于省和国家的名流；
特别是产生于一批卓越的湖南绅士，他们的命运及其私人间的关
系在下一个世代里，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新宁叛乱
① 。向军奏稿。，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上海，1954年）第7册，第132页。上面
列有1853年隶属于江南大营的勇兵部队。
在湖南西南部湘江流域的正西面耸立着湖南广西边境的山
脉，在道光朝后期，这里是种族间的冲突、贫穷以及秘密会社的活
动日渐加剧的地区。湘江河谷已成为鸦片贸易向北伸展到长江省
份的通道之一，这一事实使苦难和骚乱掺合在一起。1836年，新
宁和武冈两县卷入了一个名叫蓝正樽的瑶族人领导的叛乱。蓝正
樽，捐有监生功名，遭受本少数民族集团富有地主的明显迫害，终
于被迫成为非法之徒。于是他当上了叫作青莲教的秘密团体的首
领，这是早些年从四川传入的一个会门，无疑是白莲教的支派。蓝
正樽的起义虽然在不成功的武冈攻城战中被镇压下去，但在分化
边境地区的社会以及在汉族农民中扩散异端影响方面却是成功
的。①
① 关于蓝正樽及其背景，见江世焱编：。鸦片战争前后新宁武冈农民起义的部
分资料。，载。湖南历史资料。第1期，第49－65页（1958年）。应当结合这一地区少数
民族集团的全面调查，研究这一丰富的原始资料，这样的调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基本
课题。也见。湖南省志。（1958年）卷1，第10页。这一地方志是新的白话本，收录各种
地方原始资料，包括以前的地方志和口头传说，并试图用同情的语气叙述叛乱运动。
关于这一地区的白莲教流派，见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1932年）卷1，第77－79
页。
②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9页。
山区这时开始了一个干旱时期；清政府的官僚政治似乎一意
要毁灭自己，它把自身的腐败掺合进了地方的灾难。新宁县官李
博显然勾结了地方米商，操纵官仓系统以抬高米价。衙役们对饥
饿的农民施展他们惯常的勒索手段，对一个叫雷再浩②的人的亲
属更是特别无情。和蓝正樽一样，雷再浩也是少数民族瑶族人。
对于他的迫害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秘密会社的组织者，
一个叫作棒棒会的团体的领头人。棒棒会是一个包含白莲教和天
地会两种传统成分的奇特的混合体。它包括蓝正樽从前的一些伙
伴，他们奉行白莲教的素食习惯和佛教仪式。但是，它也包括一定
数量的天地会骨干（。铁板。），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汉族。凭借它的
天地会成分，棒棒会能够抵达新宁近郊以外的地方，并和一个汉族
造反者李世德取得联系，李世德是边境那边广西境内的天地会的
首领。棒棒会也吸收了各式各样不带教派性质的盗匪帮伙。很明
显，有两种关系重大的过程在起作用：教派运动正逐渐与种族叛乱
的过程纠缠在一起，种族运动本身正成功地求得和造反的汉族农
民的联系。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看出新宁的骚动是后来更为重大
的事件的重要先兆。①
① 。湖南省志。（1958年）卷1，第15页；。新宁县志。（1893年）卷16，第6页。罗
尔纲曾指出，就这一地区秘密会社团体的密切关系而论，清朝官吏当中普遍存在混淆，
并根据各种证据归结出，许多被看作。素食教派。的团体事实上是天地会，见。太平天国
史记载订谬集。（北京，1955年），第74－76页。棒棒会的成分表明，情况比罗尔纲所推
测的更为复杂。这是这样一个地区，两大异端传统，白莲教和天地会，是相近的。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②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1－2页。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记。第
136页说曾国藩是江忠源的。朋友。，恐怕应当订正为。老师。。在曾国藩的交往圈子中
江忠源这个人物资历过低，曾国藩的书信中不是以朋友这样的身份提到他。应该说，
他可能是曾国藩在有1844年大挑考试的记事中提到的门生中的一个（1844年6月27
日的信件，。曾文正公家书。“台北，1957年”第76页）。也见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1937年），第57－66页。
③ 黄彭年：。江忠烈公墓表。，见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附录，第6页。也见邓嗣
禹的传记文章，载于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记。，第136－137页和罗尔纲的。湘军新志。
（长沙，1939年），第67－68页。见。新宁县志。（1893年）卷6的殉难的团领导人名单。
1847年夏，雷再浩着手动员他的追随者造反。但新宁的名流
这时已开始集合他们自己的力量。江忠源（1812－1854），一个举
人，在北京度过几年后于1844年回到了他的家乡。在北京，他曾
跟同省的曾国藩学习，并且为称作。大挑。的特科考试做了有成效
的准备；在正规的会试中三次落选的士子可以通过大挑取得直接
任命为官员的资格。江忠源被任命为候补教谕。②
当1844年江忠源抵达新宁时，他觉察到迫近的祸患，立即着
手动员他的氏族投入防御。他关心的事情之一是不让穷亲戚们加
入雷再浩的组织，这个组织正积极地在村子里征募新成员。因此，
他。阴用兵法部勒。，并。教以亲亲长长之义。，以之作为一种思想上
的补充教育。其他氏族的名流也同样去做，最有名的是一名叫邓
树堃的精力充沛的年轻武生员。③
1847年秋天，雷再浩即将发动叛乱的消息泄露，于是江忠源
赢得了主动权。在发动了一场使雷再浩的追随者背叛他的宣传运
动后，江忠源领导一支从他自己和联盟的氏族中征集的2000名民
兵的部队，把雷再浩从以黄背峝为根据地的他的家乡赶了出去。
在剩下的秋季月份里，战斗在边境山地来回进行，最后以雷再浩被
他自己的副手出卖而告终。12月初，叛乱以李世德的自杀及雷再
浩的被捕和处死而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造反者中的许多人逃脱
了，其中一个叫李沅发的经验丰富的干将很快又举起了造反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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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宁方面，战斗主要由江忠源的民兵进行。尽管省级官员
曾准备向新宁调进大量部队，但江忠源成功地加以劝阻，其合理的
根据是：这种。客兵。造成的麻烦将超过他们的价值。在对雷再浩
的战斗中，官方几次简略地提到绅士领导的。壮丁。，这些记载是对
朝廷的惟一暗示：镇压叛乱是正规部队以外的人进行的。①也没
有任何迹象表明，朝廷或者省级官员准备进一步了解江忠源的成
就的实质。没有任何人准备建议将更高一级的军事责任委托给名
流，或者反地方农村社会的治安工作以外的任务委托给像新宁这
样的地方官兵。
① 。清实录。，道光，卷448，第15－16、27页；卷449，第14－15、27页。也见谢兴
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年），第3页。
② 。湖南省志。（1885年）卷89，第2页。黄彭年：。墓表。，第6页。
由于江忠源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他很快得到报偿，在浙江任
代理知县。1849年他在那里继续任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
新宁民兵组织被解散了。尽管江忠源个人起了领导作用，但民兵
是一群氏族名流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人的。虽然民兵回到了他们
的家园，但其组织在减员的形式下继续存在，在江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