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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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戴。
太平军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的形式可能比作（图表
11）叛乱者所控制的以大交通中心为基地的十分薄弱的滩头堡，面
对穷乡僻壤的组织良好的抵抗。太平军的治理乡村的企图受挫
后，就在各村落制造恐怖。太平军将领韦正在1854年初秋领导的
一场讨伐性远征中烧毁了600多户住家，但除此就没有什么成就。
来自张店联盟的大批团勇坚持下来并与之交战。入侵者被迫撤
退。尽管内部有对立，正统的农村利益集团保持了一个太平军终
于未能渗透进去进行社会、军事控制的坚强得令人惊奇的核心。①
① 。黄冈县志。（1882年）卷24，第26－27页。
对袁州的围攻。江西的袁州（今宜春）府城控制着从南昌往西
经战略要隘武功山和云霞山（Yun－hsia）直至长沙的道路以及湖
南东部的沿江市镇。袁州已经经受了太平军的第一次猛攻。1853
年，绅士在城内成立了一个局，筹银数万两，雇佣勇500人守城。
城防显然足以抵挡在1854年4月末湘潭之战中逃窜的太平军散
兵游勇。1855年初期，袁州的绅士经受了一次更严重的威胁：一
场有府城居民协助的叛乱。雇佣的勇军实施反击，在城内进行了
一场残酷的屠杀；而在城外，一个姓刘的团勇杀死和俘获了许多
人。①
① 文中所述主要根据。宜春县志。（1870年）卷5，第22－31页；。袁州府志。（1874
年）卷5，第21－27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342页。关于红巾之乱，见魏斐德：。大门口的陌
生人：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39－156页。
1856年初期当太平军武力进攻时，惩罚降临了。前一年后
期，石达开和韦俊已对湖南两面夹攻，以期攻占曾国藩在老家的根
据地。韦的军队在临湘受阻，而石达开不是孤军向湖南推进，而是
挥师江西。到1856年2月，8个关键性的府城陷于他之手，江西
的三分之二被他所控制。这时他的军队扩大了数万人，因为在红
巾之乱失败后逃窜的广东天地会成员参加了太平军的队伍。②对
袁州的进攻在1月8日开始，石军来临前城内已乱成一团，到太平
军到达时，勇军与府城的文武官员已经逃走。
一旦取得了袁州城，太平军立刻着手重建文官政府的工作。
第一年是在府和县一级以自己的官员代替离开的清朝官员。尽管
太平军为改组地方社会作了激进的规定，但他们远没有改变现存
的县和府的官僚机构的企图，这两级政府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中是
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它们甚至在太平军的那种反传统的社会和行
政纲领下也能幸存下来。但是太平军的知府（总制）和同处一地的
宜春县的知县（监军）都受李能通的监管，此人是天朝特别任命的
具有。侍卫。高级官阶的官员。
更成问题的是太平军在乡村建立地方政府的运动，这项工作
在1856年初春就认真地进行了。一开始，他们就张贴文告，侮辱
农村绅士和胁迫百姓（按照忠君的撰史者的说法）；这是一种宣扬
新秩序的广泛的宣传努力。所有农村的乡被命令编制户籍册和征
税。同时，太平军也认识到他们控制不稳定的特点，于是着手加强
城防。他们使用强迫劳动，建造了瞭望塔、碉堡和石头壁垒，还沿
城墙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一营强悍的广东天地会成员驻守在
城门外面。在太平军四出控制偏僻地区时，他们还转而在城内建
立基本上是防御的阵地。
到了1856年5月，太平军在宜春县的领导权已受到挑战，虽
然这种挑战还不引人注目：一支约100人的来历不明的行劫的。兵
勇。进了县，自称是。官军。。他们控制了一批村落，向它们征集人
力和勒索。贡献。。太平军迅速从城内派出一支讨伐军。。官军。逃
走，留下了当地被征的人，其中许多人被杀。但是，一个更严重得
多的挑战很快便跟着出现，它是以刘长佑的湘勇大部队为形式的；
刘长佑为江忠源的老同事，现为曾国藩的将领之一。这支部队扎
营于宜春县，从而迫使太平军退入城内。
农村的名流以刘长佑的部队为掩护，立刻开始动员他们的力
量。在8、9两月，绅士们开始成立30个团练局，每个局能从地方
氏族中动员1000名或更多的非全日制团勇。为了筹集资金以供
养自己的部队，刘长佑拜访了这些局，并在秋季筹集了银两约10
万两。这种绅士活动的速度和规模清楚地说明，农村社会的结构，
特别是重要氏族的势力和资源，尚未被以城市为基地的太平军所
渗透。刘长佑的湘军营的来临，足以促使本地的名流着手进行有
力的地方控制活动。
城墙内的太平军这时处于真正危险的境地。一支救援的纵队
未能到达此城，于是袁州最高级的太平军官员李能通传话说，他准
备倒戈。1856年12月中旬，他溜出了城，刘长佑则对西门发起全
面攻击。通过预先安排，李能通的1000名士兵放下武器；广东的
天地会成员逃走，城很快被攻占，大批居民惨遭杀戮。刘长佑这时
牢牢地控制了县的团练机构，在以后几年向当地的局榨取资金和
征募人力。①
① 见。宜春县志。（1870年）卷5，第28－31页关于团练的补充。
② 可以引证许多例子。譬如在江西的分宜县（袁州附近），农村的绅士，连同他们
的财富和团练组织，经受了太平军占领县城之苦；收复该县后不久，为了给湘军提供资
金，团练局立刻被设立起来；见。分宜县志。（1871年）卷5，第12－16页。在江西泰和，
当叛乱者占领县城时，乡村的有生气的抵抗不断；见。泰和县志。（1878年）卷9，第19
页。在浙江诸暨，当地一名占卜者包立身领导的氏族民兵，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抵抗中
心，以致太平军不敢派兵出城；见。诸暨县志。（1909年）卷15，第17－19页。
③ 。湖南通志。1885年，卷79，第55页。
虽然以上事例所表明的战略形式并不带有普遍性，但却是屡
见不鲜的。当叛乱力量在几十个农村地区受到挑战时，实际上太
平军常常发现自己被困在城墙之内，周围是使用暴力和不稳定的
穷乡僻壤，那里的旧秩序力量仍是强大的。②这些地方抵抗形式
给太平天国叛乱提供了一个总的模式，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转
弯抹角地把它说成：。教匪（指白莲教徒）掠野而不攻城……粤匪
（指太平军）攻城而不掠野。。③这一概括虽然过于笼统，却道出了
一种主要的战略实情，即太平天国叛乱是一场围绕着掌握有城墙
防护的城市和控制它们之间交通线的斗争。当然，有城墙防护的
城市的重要性部分地是由当时的军事技术状况决定的。但是我们
可以进一步推测，太平军之看重城墙，还源于这场运动的政治要求
及其心理基础。作为一个宣称有权统治天下的王朝，太平天国需
要各种具体的正统标志。帝国是不可能在一个农村的茅草屋中进
行统治的。因此，太平军的直接目标是清朝体制的衙门、驻军和庙
宇，这一切他们都设法用他们自己的对应物来进行代替。这样，有
城墙防护的大城市就成了天然目标。但是城墙不仅仅是合法政府
的一个象征，它还是太平军疏远他们的社会环境的象征。叛乱者
从一开始就是外来者。他们运用暴力的过程从他们被逐出家园时
开始，而到他们在异地他乡建立新的家园时结束。习惯于语言不
通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这一游荡群体的客家领导人发现，有城墙
防护的城市是一块飞地，如今，被宗教加强的这种语言不通和格格
不入状态在飞地内能够得到发扬和保护。太平军的这种与他们的
侵略性和救世主义如此紧密相连的防御意识，一般是不会被当时
的旁观者们理解的。
太平军在弥合城乡的裂缝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他们面临的客
观条件——旧秩序谋求生存的能力，特别是它的地方军事化的机
制——所造成的。这里，团练制及团练制为其中一部分的军事等
级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说太平军始终不能成功地至少取
得地方绅士的有限度的合作，那也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有的人
充当乡官，为太平军效劳；另外一些人在长期占领区参加了太平军
的文官考试；还有一些人的投靠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当他们的县
被收复时，他们不得不贿赂清朝的官员。①可是一般地说，团练制
似乎成为代替投靠的另一个有效的选择。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
主要原因有二：
① 文官考试在安庆举行，参加的人相当多。见储枝芙：。皖樵纪实。，载简又文：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398页。关于绅士投靠的情况，又见。胡文忠公遗集。，卷13，
第4－5页中有关兴国之事例。
第一，通过授予官阶和官衔，通过在以忠诚著称的县增加地方
学额（这是取得低级绅士地位的途径），团练制是将地方领导吸收
进清朝体制的手段。这类赏赐证明了它是地方一级社会流动的重
要途径。赏赐可能包括职官表中低级的名誉官阶，也包括实职的
任命（次数较少）。现以一件很清楚的事为例：在钟人杰之乱中，平
江县共有54人因地方防御而得到赏赐，其中许多人已经取得顶戴
或官职，或者已有正式的功名，他们都得到晋升（见图表13）。那
些未被授予官阶的人，得到了。义卫桑里。的旌额。①毫无疑问，因
军功而分发的赏赐（随着叛乱的消逝，赏赐更滥）意味着在受叛乱
图表13 1842年奖赏平江县防御者的官阶
① 。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关于官阶制的概要，见谢宝乔：。中国
的政府：1644－1911年。（巴尔的摩，1925年），第125页。
原来地位
人 数
奖 赏
举 人*
3
加一级
训 导
1
加一级
州同职
1
加一级
武举人*
2
加一级
廪 生
1
叙六品顶戴
廪 生
1
叙九品顶戴
平 民
1
叙六品顶戴
生 员
2
叙九品顶戴
武生员
4
叙九品顶戴
监 生
4
叙九品顶戴
童 生
3
叙九品顶戴
不 详
1
加一级
州同职
2
记录两次
从九职
1
叙八品顶戴
童 生
2
叙八品顶戴
材料来源：。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
* 虽然所列者为功名，据推测这些人已取得实职的或名誉的官阶。
影响的县有好几千人的地位大为提高。对处在名流下沿的人来
说，这种地位可能意味着能早日进入官场，例如，南昌的一名生员
因管理团练局卓有成效而被引荐，因而被授予训导的头衔，立刻优
先得到实职；对平民来说，得到名誉官阶和军功勋章在地方上意味
着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7，第7页；。胡文忠公遗集。卷13，第4－5页。
② 关于筹饷制，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1950年）。虽然图表14
所列分宜的数字不是可以精确地比较的，但它们有助于说明，对县的名流来说，筹
饷和团练两类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