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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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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本中童蒙训) 
按此时赵捳谥惺椋撕狭Γ瓦谥芏匾梦隳隙纷伺泄佟N跄
三年,赵捯蚴杌餍路ㄈノ唬鲋贾荨A辏話再尹成都,听到周敦颐
因病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门,周敦颐就死了。从嘉祐到熙宁,十七、八
年之间,周敦颐始终受赵挶右瘛W苤芏匾盟淙还俦埃胝話、吕
公著、吕陶等人的深厚联系已足说明他是站在旧党的一面。
熙宁新法时代,曾在朝中任职的道学家,除司马光外,还有程颢、张载
和张戬。二程的家世历代仕宦,其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程遹赠
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最后以太中大夫致仕。程颢在熙宁时,经吕
公著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新法之初,首为异论”(伊洛渊
源录卷二)。如程颐在所撰程颢行状中所说: 
“荆公(王安石)寖行其说,先生(程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
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
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
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寖■等十余事。”(同上) 
熙宁二年至三年四月,程颢任御史八、九个月,极力反抗新法,著名的陈治
法十事一疏就集中地表现了他与新法对立的政治主张。
程颢不仅在政治上与王安石相对立,而且在学术上也相排击。道学与新
学的对立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邵伯温所说: 
“荆公尝与明道(程颢)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 
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河南程氏遗书第一九)

程颢曾屡次在神宗面前讥评王安石新学,如: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
约则未也。’” 
“'明道'昔见上,'上'称介甫(王安石)之学,对曰:‘王安石之
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
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
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河南程
氏遗书第二上) 
程颢这种批评毫未涉及王安石学术的实质,而无理地牵扯到王安石的衣饰容
仪,很象唐代党争中豪族地主的口吻。据高斋漫录,文彦博在熙宁时曾用高
脚椅子戏弄年少身矮的新进大理寺丞李察,这正可以代表豪族地主对新起的
庶族的轻蔑。
由于看到新法势在必行,程颢曾采取一种暂时容忍的阴险态度。熙宁初, 
青苗法的推行是党争的焦点,程颢在遭贬时却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
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何妨?”这就是说应该保存旧党的力量, 
俟机再起。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事时曾说: 
“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使众君子未与
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
为书不至此之甚也。”(闻见前录卷一五) 
程颢的贬逐和张载、张戬的出朝是相联系的。二张兄弟是二程的表叔。
据吕大临所撰张载的行状,张载早年曾研习兵法及释老之书,促使他转向道
学的是二程。程颐虽曾谦虚否认这一点,但张载受二程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张载张戬当时在关中合称“二张”。据说,“横渠(张载)尝语人曰:‘吾
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 
及与之论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论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
忧乎?’”(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可见关学中二张的学术思想,不完全如二
程的关系,有相合的一面,也曾存在过不一致的一面。
张载未第时曾受文彦博延聘。程颢曾说:“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 
张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所以程颢向神宗推荐人材数十人,就以张载和程颐为首。熙宁二年(公元一
○六九年),张载经吕公著荐举入朝,除崇文院棱书,据行状记: 
“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每日
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
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上然之。
他日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
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 
而语多不合,寖不悦。” 
可知张载的态度虽比较和缓些,但也是不愿为新政服务的。
张戬就不甚相同了,他也在熙宁初入任御史,反对新法最为激烈,曾“章
十数上”(伊洛渊源录卷六行状)。据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的记载,王安石
当时以青苗法是否实行决定去就,程颢与孙觉了解到神宗意袒王安石,本来
是准备迂回一时的,只是由于张戬在中书“大悖”,新旧两党于是归于决裂。
按照司马光温公日录,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戬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
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
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 
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伊
洛渊源录卷六引) 
邵雍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仁宗
嘉祐时,王拱辰曾推荐他;神宗熙宁初,吕公著、祖无择、吴充也曾加以荐
举。富弼曾屡次举荐邵雍,但为王安石所沮(闻见前录卷一八)。我们必须
指出,邵雍所以不仕,“称疾不之官”,决不是由于宁静澹泊,而是因为他
以隐逸的身分居住洛阳有其特殊的便利。邵雍在诗中说:“居洛八九载,投
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击壤集卷一闲吟四首之一),决非
真实的情况。实际上邵雍经常奔走于豪贵之门,甚至“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
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邵雍)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
心,于是酒肴竞进,饜饫数日,复游一家”(马永卿嬾真子,亦见闻见前录
卷二○),这正是门前食客的生活。嘉祐时,王拱辰给他修屋,富弼给他买
园;熙宁时,行买官田法,司马光等二十余家替他买下“七千余步平流水” 
的大宅园。因此,邵雍的“安乐窝”,宅契是司马光户名,园契是富弼户名, 
庄契是王拱辰户名,借以避免科调(闻见前录卷一八)。由此可见,邵雍“隐
居”洛阳,其实是由世家豪族供养,他热爱地租并不下于其他豪族。
翻阅邵雍的诗集,马上可以发现他与旧党诸人的密合无间。例如邵雍赋
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和诗者就有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程颢、吕希哲等七
人。因此,邵雍在政治见解上站在旧党一面,是毫不足怪的。据邵伯温记, 
邵雍和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吕诲友善,吕诲赴召时,邵雍与论天下事,“无
一不如所言者”。邵伯温还提到,新法初行时,一些旧党官吏“欲投劾而归, 
以书问康节先公(邵雍),康节先公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 
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闻见前录卷一九)这
种策划和程颢是相似的。
击壤集中很多是讥评新法的政治诗。例如和富弼的一首诗中说:“杯觞
限新法,何故便能倾?”(卷九)又如闻见前录卷二十所载题枕屏诗,讽刺
新政为“儿戏”。卷十六的毛头吟“忧国心深为爱君”和卷三的秋忆三十六
首中“国命在乎民”二首也都是这一类的影射诗。总之,邵雍的脐带是牢牢
生附在豪族的基盘上的,正如他的知幸吟所老实说出的: 
“鸡职在司晨,犬职在守御,二者皆有功,一归于报主。我饥亦享
食,我寒亦受衣,如何无纤毫,功德补于时?”(击壤集卷九) 
事实上这位冒名“官户”而衣食于主人的邵雍,确实尽了他对于豪族的“鸡
犬”“报主”的力量。
以上所述着重在神宗朝。从神宗到哲宗,庶族与豪族的斗争有两个转折。
元祐初,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复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废弃新法,皇权与
豪族结合起来,是第一次转折;元祐八年(公元一○九三年),哲宗亲政, 
重新由章惇蔡卞等新党执政,是第二次转折。元祐元年至八年旧党执政时期, 
一时豪族代表人物纷纷上台,政治上的洛党和道学中的洛学即完成于这一时
期,而程颐便是这两方面的实陈领袖。
旧党复辟时,熙宁道学的领袖程颢、邵雍都已死了。程颢的死对于旧党
是一大损失。司马光、吕公著执政后,曾立即召程颢为宗正丞,“执政日须

其来,将大用之,讣至京师,诸公人人叹嗟,为朝廷惜”(伊洛渊源录卷二
邢恕语)。邵伯温说如果程颢不死,在元祐时名位必与范纯仁相等,是可信
的。此后,程颢的地位便由程颐来代替了。
程颐在元祐以前并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他早已为吕公著等所重视。
英宗时,吕公著曾上疏请对程颐“不次旌用”(吕申公家传,年谱引)。神
宗时,程颐在旧党中已享有很高声望,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和范
镇等对他都很尊礼(冯忠恕涪陵纪善录)。元丰八年(公元一○八三年)十
一月,哲宗刚刚嗣位,新起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以及王岩叟、朱光庭
等就同时举荐程颐,授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公元
一○八六年)闰二月,程颐至京师,除秘书省校书郎,随即召对,授祟政殿
说书,八月又差兼判登闻鼓院。象程颐这样的直上青云,在宋代还是罕见的, 
也正说明旧党对他的殷切期望,故起用诰词说:“孔子曰:‘举逸民,天下
之民归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泽太平,。。故加以爵命,起尔为洛
人矜式。”(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褒赠伊川) 
元祐初年,程颐是旧党中首要的活动人物。他在经筵上宣讲“道学”, 
同时对朝政“论议褒贬,无所顾避”,实际上已经成了吕公著的策士,如: 
“时吕申公(公著)为相,凡事所疑,必质于伊川(程颐)。”(伊
洛渊源录卷四) 
因此,蜀党苏轼等对程颐深为嫉恶。
元祐时代的洛党、蜀党,是封建的“品级联合”之中旧党豪贵内部依地
方势力而结合的互相倾轧的集团。洛党即以程颐为领袖,以朱光庭、贾易、
尹焞、张绎等为羽翼;蜀党以苏轼、苏辙为领袖,吕陶、孔文仲、孔平仲等
为羽翼。此外尚有包括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的朔党,则依违于洛
蜀之间,而更多地倾向洛党。元祐二年(公元一○八七年),蜀党对以程颐
为首的洛党发动政治攻势。苏轼在奏状中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
以辞色。”刘安世论称,程颐与欧阳棐(欧阳修之子)、毕仲游、杨国宝、
孙朴交结执政子弟,号为“五鬼”;孔文仲也论称程颐为“五鬼”之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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