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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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爱的理解，交织着许多丰富的意象。他的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是从保护、发展生命价值开始的。但他又很少单纯地从人性自身出发去解释社会现象，这避免了弗洛伊德式的片面性。在对性爱与社会道德的理解上，他与荣格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善于从社会文化的异化中，去考察人的心理状态。《补天》的写作，后来改变了原先的创作意图，其原因也是由这种思路造成的。鲁迅不相信有脱离了社会的爱，性与爱是两种不同的范畴，这也是个体与群体的道德规范制约的。鲁迅从二者之中，看到了难以契合的悲哀。因此，他警告世人，把人的创造力仅仅理解成性爱的驱使是片面的。鲁迅只把性爱看成人的生命力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是全体。所以，读他的作品，你可以觉出对生命的整体性把握，远远超出对男女性爱的单纯的静观。在他的那些关于人的道德的沦丧、情爱的困惑的作品之中，迸放的却是一种对生命的挚诚的爱，和对异于生命的客体世界的抗争之情。这就比一般的性爱问题作品在内蕴上要丰富得多了。
“爱”这个词，许多年来已被文人用得太滥了，但真正懂得它的涵义的人，恐怕并不多吧？鲁迅是一个深深懂得爱与恨的人。他明白，“爱”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它牵涉了太多的文化现象。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悠久的文化，有时会把人生中最根本的、也最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鲁迅一生中所思考的，正是如何使人从历史的重负中摆脱出来，还原人自己的原本的形态。他的作品，是处于“爱”与“无爱”间的挣扎，呐喊，是追求人间真性情的歌哭。在《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集里，清晰地记录着他的情感的足迹。明明知道生命是苦寂的，但偏偏与苦寂的、无爱的人生苦斗，其悲壮的行径，如果不是因为爱使然，也许不会那么震撼后人吧？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鲁迅的情感世界，也就明白了他的作品，何以具有浓郁的人道感的因由了。
相对而言，周作人的婚恋生活，比其兄要顺利得多，平稳得多。倘用弗洛伊德的学说看，鲁迅的焦虑，周作人的平和，与爱欲的状况不同大概有关。但这也不是全部。细说起来，周作人一生中，对爱情与男女的性心理，思考得比鲁迅要多。其随笔的大部分，涉及到男女生存的困境问题，而尤以女性、婚恋、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可谓中国的第一个女权主义的倡导者。但周作人却很少谈及自己的婚恋生活，这是至今我们研究他最为困惑的地方。周作人那样注重女性问题，以至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精神层次如何，单就对女人的态度，便可知其大概。鲁迅的婚姻状态，我想他是十分清楚的。那是无爱的结合，其苦味，周作人大约也会感受到几分。但周作人对鲁迅的性心理，看得或许太毒，太无距离感，所以谈及鲁迅后来与许广平的同居，便不免苛刻。这一直是个令我困惑的问题。我很不愿用很坏的思路去猜度两人的冲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兄弟二人的决裂的直接导因，是因为女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我想，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吧？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前5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
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全集卷一《坟》）文中所云，“……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便是他的儿童教育的意见。他对于侄儿们的希望很大，很想为他们创造出一个最适宜于发育的环境，所谓“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乡》）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我在拙著《关于〈弟兄〉》一文已经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还同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北平正流行着传染病猩红热，作人忽然发高热了。这可真急坏了鲁迅，愁眉不展，四处借钱，为的要延医买药。后经德国医师狄普耳诊断，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于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焕然地笑着对我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倘若母亲在此，不会使我这样着急了。”接着又述昨夜医师到来的迟缓，和他诊断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眶陷下，还没有恢复呢！又记得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在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太夫人谈锋极健，思想有条理，曾用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许多的译著，皆写成于此。这老虎尾巴将永久成为我国人民的纪念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 “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8］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9］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人之最大悲哀，在于有苦而不可言告，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后人曾以种种目光，来揣摩二人分手的因由，其实多以神秘的哀叹而告终。或许，未来的学人于此中可演绎出许多故事，但那也只是吊吊世人猎奇心的胃口，要深味其中苦情，是大难的。我无意在此多费笔墨，亦不想断定二人是非。在人生苦海的面前，世俗的价值与理性是无力的。我于兄弟间由挚意到分手的故事，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残酷。“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周作人说得极好。在这样的人间里，人生的梦语、幻象都复归于一种虚空与寂灭。人是最无法解释自己的动物。当我们对己身与客体存在无法断言的时候，沉默，或许是最好的表达罢，此外，还会有什么呢？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从后来鲁迅与三弟间的密切关系看，周作人在他们之间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