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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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21］
读一读鲁迅的文字，再看看周作人的小品，还是鲁迅深刻、尖锐。我赞佩鲁迅的慧眼，这样深邃的文章，周作人是不会有的。可以说，鲁迅体察的是表象后的东西，他于现象界中，看到了本质的内核，周作人、林语堂固然超然、洒脱，但在鲁夫子这样的大哲面前，还是要相形见绌的。我常想，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里，周作人的理论没有错；在乱世之中，不可全对，亦难说全错。当成千上万的人沦为奴隶的时候，难道不需要投枪与匕首？鲁迅的高超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对待苦难与黑暗的态度，这态度，是利他的，是民族的脊梁。相比之下，周作人的世界，总有些书斋气。闲适者如柳如草，强悍者似风似潮。对于一个暗弱的民族而言，“似风似潮”，要有更大的价值吧？对周作人与鲁迅在“小品文”上的分歧，大约应做如是观。
周作人一方面曾战斗过，激进过，另一方面又退隐过，绅士过。作为一名“京派”的学人与作家，后来越来越趋向后者，在鲁迅看来是一种倒退。他在《“京派”和“海派”》、《北人与南人》等文中，批评过“京派”文人消隐的文化情趣。一年以后，即1935年，鲁迅再次写《“京派”和“海派”》的文章，不指名地抨击了周作人的小品心态：“以前上海固然也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鲁迅在此文中一箭双雕，意在讽刺上海的施蛰存发行的《文饭小品》月刊，和北京的周作人等倡导的“明清小品”。文章挖苦之意很重，实在亦有真意在焉。鲁迅不喜欢周作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他的文字深处萌动的情感是深重的。鲁迅也许看重了周作人世界中消极因素对中国文学的负面价值，但从周作人后来“附逆”悲剧的历史来看，这种警告，是何等的深刻！从提倡性灵小品，到沦为“汉奸”，成为中国人难以理解之人，这是周作人精神上必然的过程。过多地为我，当然看不见广大的人类，于是便没有殉道的悲壮人生。读一读鲁迅讽刺周作人的文字，我常有难以言说的怅惘。与周作人讥讽鲁迅的文字比，鲁迅实在是伟大的。
鲁迅对周作人的怨中，其实常常夹带着爱和企盼。30年代，即使在两人思想水火不容的时期，他对周作人的学识，依然抱有敬意。当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问他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的时候，鲁迅第一个就举出周作人来，把二弟看成中国文坛重要的人物。这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在鲁迅的藏书中，有大量的周作人著作，即便分手后，凡周作人出版的书籍，鲁迅都注意到，尤其对他的译著，尤为看重。据三弟周建人讲，鲁迅逝世前的几天，枕前还放着周作人的书，闲来时也翻阅着。他怀念北平，怀念八道湾，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戴着深度近视镜的他所熟知的人影，不知多少次闯入他的世界。当他心力交瘁，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时，是否想起过二弟，这位苦雨斋的主人？当他常常与三弟周建人相聚而独缺周作人的时候，其遗憾与怅惘，一定很深吧？这或许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无法真正切入他的世界。但我们从他留下的稀有的谈及周作人的文字中，是可以看出他的复杂的感情的。
许多年后，当周作人得知鲁迅对他的公允态度时，他是怎样的感激呀！晚年写回忆录时，周作人谈到鲁迅对他的自寿诗的评价时，感慨地叹道：
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22］
我以为这是他真切的感激，他不止一次地在回忆录谈及此事，可见印象之深刻。我想，他晚年那么认真写回忆鲁迅的文章，亦有报答长兄的心愿吧？当人死后，才幡然醒悟，这是人生的悲哀。周作人“不知外事”的呆气，由此或可略见一斑。但他后来于鲁迅研究史料上所做的贡献，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历代研究鲁迅者，所得的资料，一是出自许寿裳，一是出自周作人。两人关于鲁迅早期生活的回忆文献，如今已成珍品和经典之作。写作此书时，我查阅周作人写下的几本著作，常有连连的叹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已还了鲁迅的债吧？他在心理上，也觉得对得起自己的哥哥。这笔历史的旧账，便在这样孤寂的耕耘中，被了结了。
周作人笔下的鲁迅，在晚年已发生了变化，他可以心平气和地打捞历史的旧迹了。他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的治学与创作，像一幅幅木刻，在黑白分明的时空里，把已逝的岁月凝成了永久。他能用不动声色的笔触，写生老病死，写己身的苦乐荣辱，是只有历经沧桑者才有的境界。那一个个关于故土，关于求学的故事，写得多么典雅朴实。那里几乎没有矫情，没有伪态，在平静的叙述里，可以感到生命转瞬即逝的无奈，亦有人性王国的超验与恒常。如果不是周作人那么详细地还原了那一段历史，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晓鲁迅背景的另外一隅。他把这位文化巨匠的衣食住行，以平凡的笔触写出，使我们知道了鲁迅平凡中的超人的一面。有人说他是鲁迅史料学的奠定者，当并不为过。这些史料与鲁迅的思想是永远也无法分开的一体。周作人实际上已成了鲁迅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晚年的周作人谈及鲁迅时，本着两个原则，一是把鲁迅看成“人”，而不是“神”；二是不以先验理性演绎作品的思想，而是找出“本事”，以史家的感觉状写客体。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我以为是可取的。实际上，他只能，也仅会以此种方式从事鲁迅史料的整理工作，舍此，便不是周作人。50年代至70年代，描写鲁迅的书，大多数如今已不忍卒读，而惟有周作人等少数作品，还长留于世间，这是我们该感谢的。如今翻看《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那么精美纯粹的文字，读起来常有悠然见真颜的快慰。
周作人的这些文字，多年来一直是我较喜爱的。我以为这是可信的历史旧迹，既可看到鲁迅生活的背景，又可见出周作人对哥哥的缅怀之情吧？周作人是个懂历史与艺术的人，所以他的诸多回忆鲁迅的文字，都是史学家最关注的内容。他从不写不关主旨的无聊的东西，倒是对鲁迅身上所隐含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东西，颇为留意，一些重要的历史之迹，均被勾勒出来了。例如鲁迅生活过的“百草园”，他写得详细有趣，绍兴旧俗与人情掌故，都在不动声色中涌现了出来。与鲁迅有关的人和事，他写得也十分得体，可谓鲁迅事实的最佳的注释。鲁迅在东京的学生生活，他描述得也很好，既无虚张声势，也无恶意。周作人对鲁迅的治学历史，也颇为清楚，他在叙述长兄在“补树书屋”中抄古碑与逛书肆的文字里，可谓将鲁迅生活中人们难见的平凡而不俗的一面，还原出来了。读着这些文章，我看到了周氏兄弟身上共有的文化气质，在这里感受不到所谓的神圣，感受不到正襟危坐的学究气。那些文字都太平常了，可在这无声的字句里，我们却可看出两颗灵魂的默然的交流。在这种交流里，两人世界动人的一面都精彩地浮现了出来。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鲁迅小说及现代小说的诠注，是没有用过这类方式的。这很类似旧文人的笺注的扩写，但无经学气，也不像金圣叹与脂砚斋批小说那样寻微言大义，或应和唱叹。周作人不阐释“主义”，亦不附会世上风行之说，只讲人物的索隐、故事原型，绝无一丝时代政治余绪。这很符合他一贯的思想，也可说是他高明的地方。周作人读解鲁迅小说，首先寻找人物的原型，尽可能把鲁迅创作的素材理出头绪；其次是印证小说的民俗风情，这一点尤为出色。例如对孔乙己的分析，对阿Q的感悟，对祥林嫂的理解，有许多地方，是除他而外，别人所难以做到的。《祝福》中的深层文化隐喻，《风波》里的乡俗资料，他写得十分到位，可谓抓到了鲁迅意识中重要的一隅，我读了，不禁恍然大悟，明了了其间神秘的东西。周作人是个很懂小说情境的人，他的小说虽写得不好，但作为理论家，则可位列上乘。例如，世人皆说阿Q意义深远，但对作品细节的读解，周作人却是一流的。他能从阿Q行为中，看到一些文坛掌故和文化的缘起，这是很高明的。由于对鲁迅使用的素材较为清楚，他便深味小说细节取舍的高妙之处，且在文中讲明，使后世研究者从中获得巨大的启示。周作人对鲁迅的细读，在后来的研究者中是不曾出现过的。因此今天看来，已成难得的珍本。20世纪中国大陆的小说批评，一向缺少对文本的细读，我以为周作人在此可谓是一个典范。“意义”是建立在细读基础上的，舍此，文学研究便易走上浮夸之路。现在看来，周作人的思路，确是难得的。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在未来的研究史上，将不断被印证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