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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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一条交通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们过于远离作用于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这些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物产了。因此，是否还有国家利益上的缘由促使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并无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对巴拿马地峡有效影响范围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认真的政策考虑，还是出于情感或纯粹的习惯？现实是否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这可能干扰我们在更至关重要的地区采取有效行动？一言以蔽之，尽管门罗主义所依凭的观念并未过时，反而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而被强化，门罗主义的运用难道不可能需要变革，以加强它在某个区域的作用，或减少它在另一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英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过程，虽然双方间由来已久的情感适逢其时地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质因素利益的一致；紧接其后的是感情上的互助，从美西战争的起源中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支持被压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过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睿智准确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些简单的迷惑又不无道理地影响着对于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所围绕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而且一旦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这个原则其实为英国和我们所共知，只是英国暂时的违背令我们反感。由于英美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间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都有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整个人类正趋于统一，这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而不能为强力或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倔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集合为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或多或少正式且范围清晰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则在推动并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基础。战争也促进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心心相印，从而使帝国联邦设想能尽快转化为具体行动。没有战争，这个转化是不可能的。同样，为了将英国与美国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并使美国乐于欢迎并报答由此而来的英国给它的无价支持，也需要战争的压力，需要在一国受外来干涉威胁时，它的姐妹国家能予它以支持。
当然，战争肯定是一种灾难，给人类带来最多痛苦的灾难之一。不过，此时需要认识到，虽然“仲裁”这个词颇为人所喜爱，但这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内涵，而不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前形势已经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两年之中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而任何一场战争所关系到的正义目标都不可能依靠温和方法得以实现。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区已有四十万人死于悲惨的长期饥饿，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为镇压由自己几个世纪的压迫和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诺言激起的反抗而采取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的。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的理由在于我们有权出于简单的人道原因进行干涉，以及西班牙业已不可能以对被统治者无害的方式来管理它的殖民地。用不着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们的诚实的怀疑，而是因为持续的失败已证明他们根本不具备实行正义的、健康的统治的政治能力。
英国进行与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的理由既在于与以上相似的解除压迫的干涉权利，也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的先辈为之而与宗主国开战的普遍原则，即“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一般地，英国并不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之下的英国臣民强行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英国居民所创造，为此英国主张德兰士瓦国家给予后者平等的待遇以作为回报，但这被拒绝了。需要记住的是，在南非，不仅英国和美国的首要信条自由遭到了践踏，而且曾鼓励外国人前往德兰士瓦的五年内可获公民权的法律竞在五年期未到之时就被修改了，于是应有的权利遭到了剥夺。
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次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都从没有参战的另一方，且仅从这一方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情形在德兰士瓦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部分因为南非的问题不是非常明朗，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生于异国的公民对他们的出生之地仍有着一股亲近之情，而不怎么受对于美国利益的认识的影响。
不过，英、美之间依然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我们两国的相互理解已经开始，不仅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这些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日趋深入，两国之间就会越来越为共同的精神所维系，并可能建立联盟意义上的联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条顿大家庭成员也应加入，而德意志帝国尤为重要。对此可以等待，人为强求这一过程的早早实现绝非明智之举。当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于第三方的加入有着最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结论，可有如下的认识。当前的时代和行动的需要业已表明了英语种族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而且和我们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动之列。充满希望的迹象已经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在过去的世纪中，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相形见细，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却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虑还使意大利和法国分别位于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意大利的上述态度和拉丁和条顿国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其在对其至关重要的利凡特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作为海上强国的它们必不可少。颇具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最具传统的拉丁性的国家和条顿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能继续发展与对基督教文明的博大精深贡献甚多的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并且将以意大利为中心恢复拉丁文明的光荣，而这会增进已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甚多的各国的普遍利益。
4·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自写完上面的文字以来，作为对政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的分析预测已逐渐为对于当前因时而变的局势的更具体形象的认识所取代。一场将导致巨大破坏的巨大灾难将要到来的共同危险迫使欧洲国家去认清它们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到目前为止，由于固守陈腐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其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我们在一个时代以来的进步之中达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其血缘和观念的直接继承者，美国人民无疑和欧洲大家庭紧密相连。更有意义的是，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诚心诚意地实行这种转变实是一件不易做到、要求有很大决心的事。日本没有忽视或贬斥它自己的种族特点和历史传统，与此同时它明智地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点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操作制度和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日本业已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只会让人有所不安。最好能认识到，日本已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浸渗着我们的理性和道义的观念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在日本看不到适合芥末种子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大树的土壤。看到日本的变化，亚洲大陆的国家也会寻求依靠同样的变革力量以使自己新生。
日本的转变是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的重现，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的欧洲文明给日本及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使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文明并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之中。这种衰败曾发生在罗马身上，而在当时已开始扩散的基督教也未能明显地对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正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对于我们和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是再好不过的。不过，和日本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对日本的渗入还为时不长，因而也就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从而可以独立地发挥影响。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见的物质成功来促进、鼓励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这些观念就潜藏于物质表层之下，通过努力才能认识、理解它们；不过只有依靠长期实践和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为我所有。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不是迫于外来压力，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如果日本这样做，它会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善意对待。后者并不想在日本看到一个它们自己的翻版这只会是一个虚假的模仿，而是希望曾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一个亚洲民族从里到外获得新生。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欧洲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示了以下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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