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新论-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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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如说圣人，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军事家呢？外交家呢？经济家呢？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又如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的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人怎样才叫做圣人呢？似乎孔子很谦虚，他的学生问他：“夫子圣矣乎？”他说：“圣则我岂敢，我只有两个本领，学不厌，教不倦。”他的学生说：“这样你就是圣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国古代之三圣人。但他所提，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三圣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说：“圣人者，百世之师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现在也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圣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们榜样。孟子举出三人，却是性格不同，表现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来形容。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负责任，积极向前。他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书里讲他“五就桀，五就汤。”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为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尧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从桀处回来，又到汤处去。商汤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于有莘之野一农夫。五次到汤那里，终于当一个厨师。汤极满意他的烹调，慢慢同他接谈，觉得他了不得，以后便帮助商汤平天下。汤死了，下一代太甲继位，不行，伊尹说：“你这样怎可作皇帝？”把他关闭起，说：“我来代替你。”太甲后来忏悔了，伊尹说：“你回来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一切污浊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纣，他反对。到后全中国统一，他宁饿死首阳山。柳下惠是一个耿介之人，但却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现，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独行，表现了一个无表现。孟子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气。他是鲁国人，在鲁国做了官，罢免了又起用，又罢免，如是者三。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罢免了，还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请不到的，一些条件不合，他绝不来。柳下惠那时已是春秋时代，列国交通，有人劝他，你在鲁国不能出头，何不到别的国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样不合时，还是会罢免。若我能改变，枉道事人，我在鲁国也可以得意。可见柳下惠外和内直。所以孟子称赞他，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来交换他的鲠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独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现的，却完全是一个和。
孟子说这三人都是圣人。伊尹建功立业，开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讲。孟子又有一篇文章并不讲伊尹，只讲伯夷、柳下惠。他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一个顽钝人，没有锋芒，不知痛痒，听到伯夷之风，也能有边有角，有界线，到尽头处就不过去。懦夫，软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个人在一块，两个人反对你，你就没勇气。倘在一个大会场，全场两三百人反对你，你就不能有坚强的立场。伯夷在当时，可称是全世界都反对他。后来韩愈说，伯夷却是千百世人都反对他。因从伯夷死了，到韩愈时，谁不说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然而伯夷要反对。谁不说商纣是一个坏皇帝，然而伯夷不赞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没有反对周武王，韩愈也没有反对周武王，然而孔子、韩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这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我此处用“特立独行”四字，就是引据韩愈的《伯夷颂》。一个顽钝无耻的懦夫，不能自立，一听到伯夷之风，自己也会立住脚，也会站起来。一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这种故事在三千年后讲，虽然其人已没，其风还可以感动人，使人能兴起，所以说他是百世之师。有些气量狭窄的鄙夫，一点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浅，是薄夫，一回头把人便忘。鲁国三次罚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还不愿离去父母之邦。所以闻他之风，则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宽。孟子所谓顽、懦、薄、鄙，这四种人，时时有，处处有。孟子不讲伯夷、柳下惠之知识学问地位事业等，他只是讲那赤裸裸的两个人。
孟子所举的三圣人，三种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进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为”。此两种性格正相反。孟子又举一种，非狂非狷，而是一个“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独行之处。此三种性格，却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们若把全世界人来分类，大概也可说只有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说：“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他们之伟大，伟大在做人彻底，都跑在一顶端尖角上，个性极分明。人的个性，千异万变，但不外以上所说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种姿态，三种格局，做到彻底，孟子都称之曰圣。有些人则不成型，有些处这样，有些处那样，一处也不到家，不彻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顽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为外面条件所限，不能发现你个性。孟子和《中庸》都说尽性，要尽我们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这在我自己力量应该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个机器来做一件东西，也得要加进人力。若果我们要做一个第一等人，要做一圣人，怎样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里，只在我们自己内部，这是内在条件。但我们还得要进一步，不但要做一顶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圆满周到之人。要处处中乎道，合乎理。等于射一枝箭，射到这靶上，可是没有射到这红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红心不但要力量，还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这是我们做人的三大规范，是要用力量的。只有孔子，在力量之上还有技巧。孔子无可无不可，但都得到家，此即《中庸》之所谓至人。有时像伯夷，有时像柳下惠，有时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总是中到红心。有力量若不见其力量，有规范若不见其规范。等于伊尹射向上面，伯夷射向右下方，柳下惠射向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圣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圣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圣人。但却有偏缺不圆满，不是一个大圣人。
孔子有时也做伊尹，有时也做伯夷，有时也可以做柳下惠，故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今天我们只说孔子集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大成。孟子是说孔子集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大成。故不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圣人。若一定要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我们不登政治高位，我们自己的责任都可交卸下。我又不做皇帝，又不做宰相，外面条件不够，哪能做圣人。幸而孟子另举出三圣人，都是由其内在条件而成为圣人的，使人谁也逃不了自己的责任。人类中有此三种性格，有此三种标准。而孔子则兼此三者而融化汇通为一完全之人格。他积极向前，有时像伊尹。他一尘不染，有时像伯夷。他内介外和，有时像柳下惠。所以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之至圣。孟子自己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若说圣人，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可是终于限止在一格，孟子不想学。经过孟子这一番说话，中国后世只尊孔子为圣人，又称之为至圣。而伊尹、伯夷、柳下惠，后世似乎都只称之为贤。孟子也只是一大贤，亦有称之为亚圣的。于是中国遂留下来一个圣人系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孟子，这是唐代韩愈《原道篇》所提出的。但我们从孟子这番话来看伊尹、伯夷、柳下惠，实在也就是圣人，而同时即是一豪杰。你看伊尹把太甲关起，说：“你不行，我来代你。”这种气魄，不十足是一豪杰典型吗？后人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不可。”须是有公天下之赤忱，夹着一些私意便不成。伯夷也算得一个豪杰，饿死首阳山，那是何等坚强的节操。柳下惠如打太极拳，工夫深了，运气内行，实际满身是劲，也是个豪杰之士。孟子说他“不以三公易其介”，这还不是个豪杰吗？
我们再来看孔子，他曾随鲁君与齐会夹谷。在这段故事上，他正如秦、赵渑池之会的蔺相如。不过孔子是大圣人，此等事，我们讲孔子的，来不及讲到，也就不讲了。夹谷之会以后，齐国来归侵鲁之地，但又一面送了大队女乐到鲁国，鲁国君相迷恋着去听歌看舞，一连三天不上朝。孔子告诉他学生说：“我们跑吧！”孔子生这一口气，现在我们不懂，似乎他不像一圣人，一点涵养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孔子所以为圣之所在。一跑跑到卫国，卫灵公听孔子到来，他说：“鲁国怎样待孔子，卫国也照样。”卫多贤人，有些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就耽下了。卫灵公知道孔子无所不能，有一天，问孔子打仗的阵法。孔子一听，说：“我没学过呀。”明天又对他学生说：“我们跑吧。”孔子的气真大，一跑跑到陈国。后来在陈、蔡之间绝粮，没有饭吃，大家饿着肚子。孔子的学生子路生气了，说：“先生老讲君子，君子亦有穷乎？也会走投无路吗？”那时孔子却不生气了，好好向子路说：“君子也会穷，也会前面无路的。不过小人前面没路便乱跑，君子没有路，还是跑君子的一条路。”孔子在外十余年，鲁国人想念孔子，要请他回来，又怕孔子不肯，于是请他一个学生冉有先回。冉有是孔子学生中一个理财专家，回到鲁国，在权臣季孙氏家里做管家，然后再把孔子和一批同学接回。冉有给季孙氏家种种经济弄得很好，孔子却又生气。冉有常到孔子讲堂来，有一天来迟了，孔子问他：“怎么这般迟？”冉有说：“因有些公事没完。”孔子说：“什么公事？你所办只是季孙家私事。你把季孙一家财富，胜过了以往周天子王室之首相。”孔子便对一辈学生说：“他不算是我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