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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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武装力量，军队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应把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陈独秀没有提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的任务，没有夺取部队领导权的近期方案，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切实步骤。作为总书记，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已显得不称职。
陈独秀在“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五大”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内，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某些右倾错误，他思想很苦恼，心情不安得很。陈独秀是这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心情也不轻松，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但对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和国民革命军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势力，仍抱有幻想。国民党中央否决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时，也没有进行坚决斗争。对国共两党关系不久破裂，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因而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五大”选出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一次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等4人。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组成，陈独秀任总书记。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极敏感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在5月9日和12日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国民党的主要头领们，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之后，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在表决时，只有共产党人林伯渠、吴玉章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举手赞成，但他们是少数，《草案》被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5月13日，唐生智节制的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发出反共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夏斗寅率领叛军，乘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北伐，武汉空虚之际，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日，直逼武汉附近的纸坊、土地塘一带。
武汉危急，国民政府派由共产党员叶挺所部第24师，以及由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独立第11师，前往镇压叛乱。叶挺的铁军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又一次显示了战无不克的威力，夏斗寅的部队留下几百具尸体而溃散。李立三和蔡和森提议：由叶挺率本部及中央军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铁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并开赴前线助战，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但他们的建议没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通过。罗易和瞿秋白都认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陈独秀和鲍罗廷都同意这个意见。蔡和森和李立三也就没坚持自己的主张。夏斗寅师由纸坊沿粤汉路南退后，蒋介石即收编为新编第10军。
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美其名曰“制裁工农越轨行动”，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即无异反革命”。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刚刚发表，何键的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武装叛乱，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35军大部分军官都是湖南人，从军长何键到参谋长、秘书长、参谋处长全是醴陵的阀阅世家。当农民起来革命时，他们的家庭首当其冲。
何键曾在中央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同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冲突，毛泽东赞扬农会，他热情洋溢地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之下的，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何键却愤怒地把农民政权斥为痞子政权，他说：“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下，湖南农民也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反驳说：“恰恰相反，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喘不过气来。”何键咆哮如雷：“革命军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了，革命军的家属被农会抓去戴高帽游街了，再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军队就没办法控制了，他们只有造反了！” 何键决定让他驻在湖南的5个团长：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歃血为盟，发动叛乱。33团团长许克祥是行伍出身，性格粗犷，他的妻子是脱籍妓女，靠和川、黔、滇的贩土客商分利置了几百亩田地，许克祥早就对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不满，他得到何键的旨意后说：“什么共产党，什么农协会，我许克祥不怕，我杀他个鸡犬不留！” 5月21日深夜，大雨纷纷，许克祥部以白袖章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连续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达7天之久，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4日会议，再次发生争论，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讲，说：“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发表演讲，反对鲍罗廷，他说：“蒋介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蔡和森接着发言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咒骂民众运动的人，这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接下是瞿秋白发言，他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其实老鲍与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两个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分别对他们提出批评，但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对两个外国人进行调和，并反驳蔡和森。陈独秀再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廷回答陈独秀说“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而陈独秀并没说退出国民党以后，该怎么办，会议以沉默态度答复了他的发言。中共中央已陷入了政治危机。
共产国际于5月下旬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历史上称为“5月紧急指示”。6月1日，罗易收到这份电报。《指示》要求中共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等。但是，这个要中共建立军队的《指示》来得太晚，6月6日，本来以左派面孔出现的朱培德在江西宣布了“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这一天，陈独秀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他提出许多疑问：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建立军队之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陈独秀认为，国际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政治局经过讨论，作出对国际“5月紧急指示”的答复：“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把《指示》交给汪精卫，并以“开诚”相见的态度，劝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汪精卫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6月13日，汪召集国民党将领，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要求军队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
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幻想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东征讨蒋，不惜作出最大让步，于6月28日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把部分枪支交给国民党，部分枪支转移和隐藏起来。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问陈独秀：“报上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这件事你晓得吧？”陈独秀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陈独秀虽是这么说，他心里也很难受，常一个人在房里自言自语：“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他陷入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6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11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当然的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是个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把共产党仅有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交给了国民党。7月中旬，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精神，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同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不愿去苏联，并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说辞职的主要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第二章 “八一”战旗红
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逐条地宣读《5月紧急指示》，并大肆渲染、歪曲、盅惑。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宣布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背叛革命。武汉政府便以血腥屠杀对付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
在反共的大合唱中，阎锡山、冯玉祥采取了一致行动。阎锡山在山西“清党”反共，先后有共产党人王瀛、朱志翰、张勋、王世益、赵秉彝、郭骤才、郭惠卿、王达成、王德茂、袁致和、侯丰利、聂馨远、李卓然、郝耀宗等人被逮捕或杀害。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击败奉军张学良部，6月1日同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历史上称为“中原会师”。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