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2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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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林伯渠等。中共中央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等发去电报，要他们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其主要内容有：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至少给予共产党5个军16个师的番号，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之封锁；停止对抗日部队的进攻；从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装、弹药、药品，应公平合理配给八路军、新四军应得之份，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建党办报等等。 林伯渠等将20条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请他们转陈国民党中央。但张王认为有些条件的提法，无异是宣布国民党的罪状，不肯接受。为了顾全大局，林伯渠等经请示中央后，将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为口头要求。 林伯渠等再与张治中等交涉。张治中、王世杰表示对12条意见“仅充留下，但不能转呈”。张王将国民党《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 国民党的“提示案”主要内容有：一、八路军、新四军共编4个军10个师，其余部队一律限期取消；二、八路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三、陕甘宁边区之主席要由国民党中央任免，并要求其他各解放区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等等。 后来张治中虽将中共12条意见转送给国民政府，但他告诉林伯渠说，解决办法，仍按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更。 谈判陷入僵局。 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届三中国民参政会上，报告了4个半月以来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原因，并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重庆同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了3次谈话，赫尔利表示代表罗斯福帮助中国搞好团结。 11月7日，赫尔利乘飞机去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谈判。经过反复谈判，双达成5点协议：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台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 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协定草案》达成后，周恩来同赫尔利一起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赫尔利的最终目的是让共产党交出军队，而以共产党的将领参加政府和军委，作为交换条件。他私下对人说：“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 但蒋介石与赫尔利的想法相去甚远。蒋一向靠独裁统治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权力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因此，他只是“赞同”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却不同意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蒋介石完全抛开《协定草案》，另行提出3条反建议，并通过赫尔利把它交给周恩来，其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允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周恩来看了，即约蒋介石会面。周恩来、董必武同蒋介石见面寒暄过后，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道： “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 蒋介石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 周恩来说：“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若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 蒋介石理穷，只能含糊其词地回道：“是的，是的。” 当天晚上，蒋介石对部分国民参政员说：“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因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周恩来只好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毛泽东听了生气地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干！”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再进行国共谈判。1月24日，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同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以及赫尔利继续谈判。张治中、王世杰表示承认结束党治，开党派会议。周恩来提出会谈结束党治、共同纲领和改组政府问题。但在次日的会谈中，王世杰又改口说：“形式上不能接受。”周恩来深谈下去，王世杰都回答不了，只是表示愿意考虑。 2月2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提交《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内容有4条： 一、党派会议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党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 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 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 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 国民党不同意召开党派会议，提出一个政治咨询会议案。 会谈不欢而散。 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竟以傲慢的态度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周恩来怒不可遏，说：“除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联合政府外，中国共产党是很难参加政府的。” 由于蒋介石宣称：他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国共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周恩来于2月26日返回延安，抗日时期的国共谈判基本结束。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为了继续维护其一党的独裁统治，动员全党力量，准备发动内战，大举反共，以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大会由党国“铁老”、蒋介石的文臣领班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吴鼎昌作政治报告，程潜作军事报告，何应钦作部队整编与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蒋介石在致开幕词中说： “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党内许多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岂不知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 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反共精神，作出了《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以加强反共，准备内战。 国民党中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围绕着抗日和民主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出：大会为什么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怎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决心？冯玉祥、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主张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与活动，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有的代表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在选票上写上“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八个字。段剑鸣竟在选票上写了一首诗： 剑鸣革命廿一年，辛苦不值半文钱。 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愿花好月长圆。 蒋介石见后大怒，破口大骂：“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大会在CC派操纵和把持下，通过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及有关措施，并发表了宣言，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蒋介石连任总裁。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2天，蒋介石便命令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10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苏浙解放区进犯，妄图消灭该区的新四军。7月15日，胡宗南调集了9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突然向淳化、耀县爷台山一带进攻。日寇尚未投降，蒋介石便迫不及待打内战了。
第十二章 蒋介石“摘桃子”
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这次代表大会与上届大会相隔17年时间，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主持大会，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制定了党的路线，选出了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人为书记处书记，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五大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 中共七大的任务是：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命运。七大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共七大通过一个重要的决定：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早在1942年3月，张如心（党的理论工作者）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中提出；刘少奇在1943年7月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中，再一次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