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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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逃走不能，反抗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允将吞下去的械弹吐出半数。 革命军跨海北伐，很快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反动清军望风披靡，革命军占领瓦房店，攻克庄河厅城。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只好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 他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创办《民权报》，并担任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一概抨击无余。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大有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之概。 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并终于不能容忍。袁世凯大权在握，急于清除异己，扫除复辟帝制道路上的障碍，于是，首先拿戴季陶开刀。 1912年5月22日，一伙租界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民权报》社戴季陶的办公室，出示拘票，上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 戴季陶当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辞地申辩：“拘票上写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这算是什么罪状？何况，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么申辩，不仅逮捕了他，而且还想抓报馆里其他人，他们问报馆发行人是谁？戴季陶冷笑道：“你们是执法的，应该懂得法律，你们带来的这张拘票上，并没有列本报的发行人，怎么可以胡乱牵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呢？” 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厉声质问领班：“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么关系？租界捕房是否有这个权力，代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捕房领班瞠目结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说什么。 由于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辩滔滔，也无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向自诩为“文明自由”的租界当局无法将他定罪，再加上朋友尽心营救，规定的羁押期限一到，捕房只好将他无罪开释。 戴季陶出狱后，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写文章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外，还发挥文学特长，编写剧本宣传革命。他坚持反袁斗争，虽然为此下狱，也在所不惧。他那意气纵横、声光逼人的文章，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警醒人们继续战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前，即1911年春，曾在槟榔屿为孙中山家当私人教师，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金琰和14岁的金琬讲授国文，这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1911年12底，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询问了戴季陶的姓名和个人的一般情况，孙中山这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两人开始成为忘年交。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担任了孙中山的专职记室，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很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他和黄兴召集1、8师各级军官、各单位主管军官会议，戴在会上宣布了袁世凯杀害元勋、毁弃约法、破坏宪政的罪行，号召大家起兵讨袁，广大军官都表示响应，少数袁党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藩鑑等表示反对，戴季陶和黄兴立即采取革命手段，当场将这几个反对军官逮捕，并毫不留情地杀掉。 为了保证黄兴的安全，戴季陶说服黄兴离开南京。黄兴和南军一些将领逃离南京后，戴拳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动，受到士兵群众的欢迎，一般同志闻戴天仇来，亦莫不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 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危急情况下，采取了迅速筹款、整顿军队等措施。他和何海鸣等人一起领导了南京第二次起义。 南京陷落后，戴季陶没有外逃，坚持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了挽回败局，他联络了1、8师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图谋再举，但不幸消息泄露，没能成功，反革命军队到处捉拿戴季陶，城里一片白色恐怖。 一天，戴季陶办完事从外面回来，见北洋军已将他的住处，即由日本人经营的宾来馆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宾来馆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坦然前行。因为北洋军并不认识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戴季陶昂然进入宾来馆，然后携一名日本妓女，双双翩然而出，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险关。 戴季陶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袁世凯命令他的御用北京总检察厅，下令通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分“首魁”及“执重要事务”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 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革命斗志并没有低落，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到东北去重新聚集旧部，组成一支精悍的军队，从东北打进关内，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权。他从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连。 大连的革命党人宁武、刘纯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鱼等人欢迎戴季陶的到来，他们一起筹措经费，购买军火，发展党员，等时机一到，便拉起军队，公开反袁。但那时全国反袁斗争形势已经低落，戴季陶虽有宏图万里，也鼓翼难飞。 这时，他听说孙中山偕胡汉民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是，他决定去日本与孙中山合作，于1913年9月下旬来到日本东京。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严重迫害，军队溃散、党人星散，中国上空，封建帝制的阴云迅速凝聚。在这严重关头，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加上生活困难，互相诟谇，20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哀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其中少数党员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并没灰心丧气，也没有被袁世凯的嚣张气势所吓倒，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更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为了安置同志培养干部，以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办了两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前者研究军事，后者则学习政治、法律。 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触动，他花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意见之分歧，步骤凌乱，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特别责备黄兴，自辛亥革命后，许多作法违背他的意愿。正因为这些原因，革命才遭致失败，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规定：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有志于革命救国，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无疑，这里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这套绝对服从领袖和打指模表忠心的办法，近乎专制和迷信，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孙中山旨在团结同志，加强党内统一，以便再接再励，坚持讨袁斗争。 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得逞，其势力正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他们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抱反对态度，被称为“缓进派”。 孙中山则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既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黄兴等人认为，逃亡日本的党人，都是被袁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案时期对他们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反袁力量。黄兴等对党员入党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表示异议，认为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入党要在誓约上按捺指模，是对党人人格之侮辱。 孙中山对党员必须服从党魁一人解释说：“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关于袁世凯受命为总统一事，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其余建都南京，乃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生，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 为了筹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17次召集会议，讨论建党方案和原则。黄兴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请人婉劝孙中山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孙中山意志异常坚决。 黄兴觉得这样相持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的力量，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游美，使孙中山行其所是。 1914年3月，黄兴在孙中山直接安排下，携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唐月池、秘书石陶钧、李书城等人，乘日轮赴美。 李烈钧、谭人凤、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第六章 刺客大搏杀
中华革命党从1913年9月下旬开始吸收党员，至1914年4月中旬，已发展党员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廖仲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何香凝、邓仲元等等。 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