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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88章

小说: 民国春秋+刘凤舞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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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逃走不能,反抗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允将吞下去的械弹吐出半数。  革命军跨海北伐,很快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反动清军望风披靡,革命军占领瓦房店,攻克庄河厅城。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只好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  他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创办《民权报》,并担任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一概抨击无余。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大有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之概。  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并终于不能容忍。袁世凯大权在握,急于清除异己,扫除复辟帝制道路上的障碍,于是,首先拿戴季陶开刀。  1912年5月22日,一伙租界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民权报》社戴季陶的办公室,出示拘票,上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  戴季陶当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辞地申辩:“拘票上写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这算是什么罪状?何况,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么申辩,不仅逮捕了他,而且还想抓报馆里其他人,他们问报馆发行人是谁?戴季陶冷笑道:“你们是执法的,应该懂得法律,你们带来的这张拘票上,并没有列本报的发行人,怎么可以胡乱牵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呢?”  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厉声质问领班:“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么关系?租界捕房是否有这个权力,代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捕房领班瞠目结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说什么。  由于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辩滔滔,也无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向自诩为“文明自由”的租界当局无法将他定罪,再加上朋友尽心营救,规定的羁押期限一到,捕房只好将他无罪开释。  戴季陶出狱后,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写文章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外,还发挥文学特长,编写剧本宣传革命。他坚持反袁斗争,虽然为此下狱,也在所不惧。他那意气纵横、声光逼人的文章,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警醒人们继续战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前,即1911年春,曾在槟榔屿为孙中山家当私人教师,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金琰和14岁的金琬讲授国文,这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1911年12底,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询问了戴季陶的姓名和个人的一般情况,孙中山这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两人开始成为忘年交。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担任了孙中山的专职记室,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很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他和黄兴召集1、8师各级军官、各单位主管军官会议,戴在会上宣布了袁世凯杀害元勋、毁弃约法、破坏宪政的罪行,号召大家起兵讨袁,广大军官都表示响应,少数袁党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藩鑑等表示反对,戴季陶和黄兴立即采取革命手段,当场将这几个反对军官逮捕,并毫不留情地杀掉。  为了保证黄兴的安全,戴季陶说服黄兴离开南京。黄兴和南军一些将领逃离南京后,戴拳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动,受到士兵群众的欢迎,一般同志闻戴天仇来,亦莫不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  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危急情况下,采取了迅速筹款、整顿军队等措施。他和何海鸣等人一起领导了南京第二次起义。  南京陷落后,戴季陶没有外逃,坚持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了挽回败局,他联络了1、8师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图谋再举,但不幸消息泄露,没能成功,反革命军队到处捉拿戴季陶,城里一片白色恐怖。  一天,戴季陶办完事从外面回来,见北洋军已将他的住处,即由日本人经营的宾来馆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宾来馆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坦然前行。因为北洋军并不认识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戴季陶昂然进入宾来馆,然后携一名日本妓女,双双翩然而出,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险关。  戴季陶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袁世凯命令他的御用北京总检察厅,下令通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分“首魁”及“执重要事务”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  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革命斗志并没有低落,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到东北去重新聚集旧部,组成一支精悍的军队,从东北打进关内,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权。他从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连。  大连的革命党人宁武、刘纯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鱼等人欢迎戴季陶的到来,他们一起筹措经费,购买军火,发展党员,等时机一到,便拉起军队,公开反袁。但那时全国反袁斗争形势已经低落,戴季陶虽有宏图万里,也鼓翼难飞。  这时,他听说孙中山偕胡汉民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是,他决定去日本与孙中山合作,于1913年9月下旬来到日本东京。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严重迫害,军队溃散、党人星散,中国上空,封建帝制的阴云迅速凝聚。在这严重关头,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加上生活困难,互相诟谇,20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哀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其中少数党员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并没灰心丧气,也没有被袁世凯的嚣张气势所吓倒,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更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为了安置同志培养干部,以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办了两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前者研究军事,后者则学习政治、法律。  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触动,他花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意见之分歧,步骤凌乱,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特别责备黄兴,自辛亥革命后,许多作法违背他的意愿。正因为这些原因,革命才遭致失败,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规定: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有志于革命救国,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无疑,这里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这套绝对服从领袖和打指模表忠心的办法,近乎专制和迷信,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孙中山旨在团结同志,加强党内统一,以便再接再励,坚持讨袁斗争。  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得逞,其势力正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他们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抱反对态度,被称为“缓进派”。  孙中山则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既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黄兴等人认为,逃亡日本的党人,都是被袁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案时期对他们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反袁力量。黄兴等对党员入党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表示异议,认为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入党要在誓约上按捺指模,是对党人人格之侮辱。  孙中山对党员必须服从党魁一人解释说:“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关于袁世凯受命为总统一事,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其余建都南京,乃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生,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  为了筹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17次召集会议,讨论建党方案和原则。黄兴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请人婉劝孙中山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孙中山意志异常坚决。  黄兴觉得这样相持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的力量,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游美,使孙中山行其所是。  1914年3月,黄兴在孙中山直接安排下,携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唐月池、秘书石陶钧、李书城等人,乘日轮赴美。  李烈钧、谭人凤、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第六章 刺客大搏杀
  中华革命党从1913年9月下旬开始吸收党员,至1914年4月中旬,已发展党员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廖仲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何香凝、邓仲元等等。  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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