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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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一），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报告，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on Johnson to S． K．Hornbeck，Junel 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权利，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一九三三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一九三五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等，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 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氏撰“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Industrial Develop ment in Pre…amunist 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 Bauer）于一九二七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赢得蒋介石的宠信，于一九二八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 George 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做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Germany and Republi can China，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一九二九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三），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页九十三至一O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von 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von Falken 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交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交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交易又畅通了起来。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清恼（Generalvon 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意，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交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ch。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满洲国往来。一九三七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赞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model forus 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洞悉日本崛起于东亚，故有华盛顿会议之召开，意欲加以羁縻，并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则，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高涨，在国际舞台上碍手碍脚，难有作为，更不愿逆日帝之鳞，故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违反一九二八年不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公约，美国仅以温和的“不予承认”处置，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公然违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美方仍不愿对日方做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间的官方关系实在乏善可陈。
宋氏兄妹固有助于中美关系，他们帮助蒋介石了解美国，又为蒋介石游说美国。一九二七年蒋宋联姻以及—九三一年蒋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于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良好关系仅限于非官方的民间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会，导致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经由宋美龄的中介，登堂入室，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他们也希望能改造中国，使中国基督化，甚至美国化，故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等等，晏阳初搞的定县实验区，尤为样板，多少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然而杯水车薪，并无助于广大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要解决问题，除了需要技术革新外，首须扶助贫农、约束地主。但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仅占百分之五，其余仍从高利贷、当铺、地主而来。而蒋介石又一直认为农村的安全靠地主，故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扶助地主恢复其威权，对地方乡绅，尤视为反共的支柱。蒋介石拥抱耶稣基督，显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饰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尝不想借助教义来增强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蒋介石连温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对，传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当然，日本的侵略以及发动全面战争，连有限的成绩也付诸东流了。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的二月里，亲自在南昌发动闻名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动，并非偶然，显然要把它作为精神剿共，以配合军事剿共。表面上要唤起民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实际上蒋介石想借此统一全国意志，服从他的领导，完成“消灭共匪”的使命。关于此一运动的思想渊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国汉学家赖特女士（Mary Wright）见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胡林翼，便与同治中兴相比拟（见氏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其实蒋之思想绝无深度可言，而蒋确是“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渊源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 陈立夫灌输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热闹，一九三五年就有点泄气，一九三六年连蒋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传》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结果是一败涂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领导大搞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根本把问题看走了眼，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见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58）宋美龄的说法也很妙，她说中国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饿因不知劳动神圣（见The Chinese Recorder；66：6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