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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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Ｏ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页一一六）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页一二六）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页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页二五五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一），页五九六）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Ｏ八至六一○；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页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页一九四）
这个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三册，页四○七）。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二十一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二十四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二十八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页三至四）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二十九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页四十六）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