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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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一九六四年七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
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后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一九六三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绩，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荒唐之错啊！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时二十七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先机，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十一月三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当十二月十四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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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搞假民主的恶果 / 559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五月五日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日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人民当家作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做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虎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一党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党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战后民主的诉求下、马歇尔的调停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政府，另组具有较大基础的联合政府，然后准备行宪。
政协经过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宪草，称为《政协宪草》，扩大了民主原则。蒋介石最初虽公开表示接受政协决议，但自始认为斯乃共产党与民盟向国民党夺权的阴谋，认为不是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的宪草，自然伺机破坏。
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方法是，不待改组政府，就先行决定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在中共强力抗议下，蒋介石只允展期三天。当十五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时，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并为国共和谈完全决裂主要原因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华府国务院电显示，国大召开后，蒋仍表示愿与中共和谈，显然是给美国看的一种姿态，同时想以既成事实，压迫中共就范。然而中共坚持取消国大，回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前之情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蒋遂即命令中共代表离京。（参阅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５７，７４）
这个国民党与若干花瓶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闭幕，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一九四七年元旦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蒋介石有鉴于客观情势，有意于行宪后改组政府，转变“一党训政”为“多党训政”，然而既容不下中共与民盟，只剩下“花瓶党”，则所谓“多党训政”有名而无实，实际上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更无以走上真正的民主宪政之路，只能搞假民主充数。
假民主最可见之于伪选举。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协议部分代表名额由党提名与支持当选，而事实上则是“定量分配”、“讨价还价”、“保障当选”，甚至“中央竞圈”的局面。所以有许多人未选已经内定。投票日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的《大公报》报道首都南京，“全市国旗飘场，如逢盛大庆典”。“盛大庆典”的背后，则是蒋介石严令各地县长和专员，支持某人，某人一定要当选的专断。于是县政府不得已保留一部分票，以支持某人当选。如湖北省的选举，不过是走过场，大多数选票早已暗中填妥，随便发几张票给选民做做幌子，一切由保长及其爪牙控制。（参阅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湖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有的竞争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选举引发更为激烈的党团之争。
这种样子的选举自然会闹双包案。如李宗黄是云南鹤庆人，由中央提名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