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美国2--总统是靠不住的-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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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仅以此条显然很难档住。因为国会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起码可以说明白宫操作“不在正常情况之下”，国会调查是站得住脚的。所以，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一个挡箭牌。剩下来的挡箭牌就只有“行政程序”这一条路了。这一条还是原来的老花样，就是强调进入司法程序，使参院调查成为“不必要”。可是在眼前的局势下，这样的抵挡能否成功，他们毫无把握。
形势的发展非常快。到三月底，尼克松已经被迫放弃对听证会的抵挡，宣布白宫人员可以“非正式地”参加听证会，在“总统的指导下”出席大陪审团的听证了。尼克松总统在作出这个“退让”宣布的时候，如果他看到了自己的法律顾问迪恩当时政在家里干什么，这个“退让”也就算不上是什么打击了。
迪恩那天在家里干什么呢？他在约见自己的律师。
在这些尼克松的白宫顾问中，只有一个人是比别人还多一块挡箭牌的。他就是在 “掩盖”行动中涉案最深的迪恩，他为什么就可以多一层保护呢？因为他的顾问头衔与其他人不同，他是“法律顾问”。正因为在“顾问”前多了法律二字，他就可以援引 “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条，声称他不必向调查委员会作证。但是，也许正由于他是一个法律顾问，一旦出现“兵败如山倒”的迹象，他最清楚自己将会面临什么后果。就算他可以在出席听证会的问题上，比别人多抵挡一阵，可是，他很清楚，这只能延缓自己吞咽这个后果，而不能真正逃出这个结局。
因此，迪恩这个尼克松总统在“掩盖”行动中最信任的人，也是在“掩盖”的阶段里，给尼克松出谋划策最多的一个人，已经开始考虑自己“丢车保卒”的方案了。他想来想去，自己的双脚已经深深地陷在这片泥沼里，除了把尼克松作为一块坚实的木板铺下来，踩上去，他再也没有别的逃生之路了。
所以，作为尼克松法律顾问的迪恩这时开始约见他为自己请的律师了。
迪恩的律师先请他陈述事实。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在法律的范围内，以最好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客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迪恩的律师是尽到自己的职责的。因为，他听了一半的时候，就明白他的当事人的麻烦有多大了。因此，坚持当场就要给检察官打电话，让他的当事人迪恩尽早与检察官讨论“证人的交易”。律师知道，迪恩必须及早拿“真相”去交换宽大，否则，他就完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整个司法程序中少有的允许讨价还价的一个环节。
但是，当迪恩在律师的安排下与检察官进行接触的时候，并不是象你我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先谈交易的条件的。这是因为前面提到过的，交易是有的，但是交易是有限度的。所以，在美国的司法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会把认罪交易留在最后谈。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只有当证人把一切都说出来之后，检察官才知道证人本身在案子里究竟犯了多大的事儿，才有能力判断能够给出多大的交易。
那么，证人是否会担心讲了之后检察官又耍赖呢？一方面，检方将保证暂时不在案子里使用听到的材料，不录音，这些条件都是由律师代表证人考虑过，保证不会让证人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证人谈完之后，检察官的信守诺言的信誉是以整个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为保证的。也就是说，检察官要是不按惯例操作的话，以后你就再也没人上你这儿坦白来了。在一个成熟的司法体系中，各个方面就会表现得严守游戏规则，证人在这方面的顾虑就要少得多。
只是，在这个案子里，作为证人的迪恩比一般的证人有更大的顾虑，那就是检察官是否会按常规向他的上级汇报。要知道，检察官的上司可就是司法部，司法部的上司可就是总统尼克松。这么一想，没法叫身为尼克松法律顾问的迪恩不感到紧张。于是，检察官在迪恩开口之前，作出了一个额外的承诺，就是不向上司汇报。
迪恩一步一步，终于把除了尼克松本人之外的全部情况都一锅端出了。这是检察官在见到迪恩之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他们虽然预料迪恩的坦白会使案情有大的进展，但是，现在他们才看到，他们以前连主攻方向都还远远没有摸准。
在此之前，他们眼睛里基本只有“水门事件”。他们进攻的方向也只是对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策划人以及后台。谁知道，闹了半天，“水门事件”只是一台大戏的序幕，而由此引出的大规模妨碍司法的罪行，就在这个政府行政部门的核心恶性演出。这才是他们应该好好下功夫瞄准的目标。问题是，这些罪行，这种行政分支利用职权对司法的违抗，至今尚在进行。这一下，见多识广的联邦检察官可是真正地傻眼了。
几天之后，这两个检察官的肩膀再也扛不动这份“秘密”的重量，他们只能破例违背了对迪恩的诺言，把这份担子卸给了他们的上司，司法部副部长裴德森。谁知，他听了之后也傻眼了。
迪恩交代出来的主犯之一米切尔，我介绍过，他是从司法部长的职位上辞职，去充当共和党再任委员会主席的。所以他也曾是裴德森的老上级。总之，眼看着他声名显赫的老上级老同事们，马上就将站上被告席，成为被起诉数项重罪的被告，这位司法部副部长马上想到了尼克松。他终于脱口而出，“总统会被弹劾的！”他毕竟是老牌的法律工作者。尽管迪恩至此尚未松口讲出尼克松的名字，但是，裴德森知道，既然白宫众多高级官员深陷犯罪的泥沼，那么，不论总统是失职是涉案，都已经无法避免弹劾的动议被提出了。
下面的一步是可以猜到的。裴德森只是一个副部长，他马上去找了现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他的反应和前面几位都不同，他首先冒出的念头大概就是“栽了”。你一定还记得，“水门案件”一出来，李迪到高尔夫球场找的就是他。所以，从理论上说，他也应该考虑找一个律师了。因此，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辞职了。
就在这个时候，迪恩大致已经知道，根据他在“掩盖”行动的主谋地位，要把交易做到完全豁免，大概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还是决定加大筹码，争取最好的结果。于是，他把白宫“管子工”的那些为非作歹，也交了出来。这么一来，他的交代里面几乎就只差“总统”二字了。
不久，尼克松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法律顾问迪恩对同伙们的背叛，也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悬在迪恩的嘴边，只待一松口，就会溜出来。尼克松和下面的人，又一次聚在一起商量“掩盖”对策。只是现在少了以前的一个主角迪恩。
我也不知道，那些已经被迪恩说出来的人，是真的对总统忠心耿耿呢，还是知道自己反正逃不过一劫，就冷静下来了。他们一致同意全力保住总统。这对于尼克松以及其他的人，都是上策。因为对于总统身边的人，既然逃不掉要坐牢的话，只有把尼克松依然留在总统的位置上，才可能在将来运用总统的大赦权力解救他们。
大赦权力确实是宪法赋予总统的一个特权。尼克松却想在关键时刻把它当作武器使用。尼克松们当然不用猜就知道，迪恩把他们当筹码，就是为了换取豁免起诉。一旦换到豁免，再怎么身败名裂，总比待在牢里强。可是，他们又深一步往下想，如果断了这家伙的这个念头呢？
如果迪恩豁免不成，他不是也得坐牢，也要指望总统的大赦了吗？这不也是一个交易吗？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要迪恩对总统手下留情，别的都没用，唯一的办法是断了他对“豁免”的想头，逼他往牢里想，逼他把尼克松当作自己往后打开监狱的一把钥匙，紧紧含在嘴里。
于是，尼克松总统又在电视里又发布了一条声明。其中有一条就是，由于调查的发展，在行政部门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任何人，都不应享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一方面尼克松在全国民众面前卖了一趟乖，摆出对自己掌管的行政系统官员绝不偏袒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履行了他们的计划，企图断了迪恩的“豁免”幻想。
那是四月中旬，1973年，尼克松连任后的第三个月。整个美国还是相当平静，尽管报纸上逐步在一点点推出“水门事件”的审理调查新进展，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以为“水门事件”，只是一个过去了的“竞选小插曲”。对于报上逐步出现的有关白宫有人参与此案的消息报导，在白宫和尼克松的矢口否认下，大家也显得将信将疑。
你可以看到，前面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凭新闻界的能力，在一天两天就能够挖掘到的。因此，美国公众此时还基本上是远远地站在外围，静候发展。但是新闻界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温度正在逐步升高。有关报导已经从登载在报纸的第十几版，逐步上升到了第一版。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另外一个案子。你还记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里头那个叫艾尔斯博格的“泄密者”吗？尼克松曾对他恨之入骨，因此专门组织“管子工”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非法调查。结果，这些非法调查没有查出什么了不起的案情，也没有能协助尼克松达到加害于他的目的。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正是他们这些违法行动，日后反而帮了艾尔斯博格的忙。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迪恩交代出“管子工”的活动情况时，艾尔斯博格的案子还没有判决。迪恩谈到的情况，凡是涉及艾尔斯博格一案的，按照法律规定都必须交给该案的法官。有关“管子工”的这些材料，在艾尔斯博格的法庭上又引起轰动效应。使被告律师的辩护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这些材料的转交是得到尼克松同意的，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明知这将对艾尔斯博格大为有利，而对自己绝对不利，他也只能如此。尼克松没有这个权力和胆量公然扣留这些材料。
正是因为“管子工”的这些材料，证明了作为原告的政府行政部门，有陷害和迫害被告艾尔斯博格的动机和行为。据此，法官根据美国的宪法精神，宣布该案中止受理。本来几乎是“罪证确凿”的艾尔斯博格，反而轻松回家了！原来想狠狠整一下艾尔斯博格的尼克松，反而帮了他的大忙，因为法律禁止政府迫害平民。
这时，尼克松才知道，连“管子工”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管子工”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尼克松的真正心腹海尔德曼和厄理其曼，立刻被迫辞职。
尼克松们最不愿意发生的局面无可阻挡地如期发生。调查“水门事件”的司法程序和国会听证几乎将在同时展开。国会听证会完全公开，由电视向全国作实况转播。
先看司法这一头。由于当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的辞职，由于前司法部长米切尔涉案成为被告，政府行政分支下的司法部显然叫人信不过。因此，参院一致投票决议，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独立检察官是由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任命的。他挑选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出任这一职位。
这名叫做考克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