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肖像-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那么坚强，那么有规矩方圆的一个人。她什么事都自己做，不需要任何人。今年初夏的时候，她还在花园里自己搬石砖，像个30岁的人。看见她一下子变得这么无助，真让人心里难过极了。她已经不再是我长这么大一直陪在我身边的那个人了。”　　她曾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做过裁缝。“她50岁时还是蜂腰纤细，非常时髦，总是打扮光鲜。但是如果你现在打开她的衣柜——天哪，还是些很早以前的东西！”最后的15年她没有离开过柏林的鲁道夫区，但是她读了很多书，很跟得上时代。10年前，她丈夫过世了，她一直照顾他到临终。他们的婚姻并非爱的结合，那是在战后。她的孙女说，那不是“爱”，“她那样做是出于责任感”。而她绝不允许别人为了她牺牲自己的时间。她总是说自己想一个人呆着，她不希望有人来看她，即便过圣诞节也是如此。如果她一个月用了三次电话，那就算是多的了。她总是说，如果她不能照顾自己了，她就希望自己立刻死掉。　　然而这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根特太太几个月来几乎什么都没有吃过，她早已起不了床了，带着尿不湿躺在床上。当她已经可以感觉到死亡的存在时，她却坚韧地抓住生命的每一个线头，她让每个人都围着她忙个不停。她要求说：“可以让摄影师来了。”当瓦尔特？舍尔斯走进病房时，她正在看一部老片子，一部童话电影。电视里的国王说，快给我一根药草，要不我就要死了！根特太太唉声叹气的，她抓住瓦尔特？舍尔斯的手：“快，我喘不过气来。把我的床支起来，不，还是放下去吧。求您别走！”后来她就睡着了，右手抓着遥控器，左手抓着瓦尔特？舍尔斯的手。


生命的肖像（一）艾莉·根特　2

　　一段时间后，老太太大多时间都处于一种浑沌状态。听着CD机播放的钢琴曲，她有时会看见从花盆里有小人爬出来威胁她。这和她身体里吗啡的残存量有关。她的肾已经坏了，不能均匀地代谢这种镇痛剂。她请求护士们：“别走开，我想要您来替我呼吸。”那个站在门口向屋里张望的摄影师也应该帮她喘喘气。后来她请求他：“给我讲个童话故事吧！”瓦尔特？舍尔斯给他讲会飞的人和会说话的动物时，艾莉？根特则魂不守舍地摸着自己的脸。然后她颤抖着双手，抚摸着自己平坦的胸部，好像要找什么。她把睡衣的V字领一会左边一会右边地撕扯着。那里只有两道疤痕依稀可见。　　这个时候，一些有关祖母的让人震惊的事情才浮出水面。比如说癌症，这个不治之症在十几年前就找上了她。而这些事情可以说是偶然被发现的，是违背祖母意愿地被发现的。家里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她为什么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这么多年来她该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孙女渐渐开始问自己，她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奶奶，她说：“她一直是充满神秘感的，她自己背负了很多东西。她其实是一个孤独的女人。”　　艾莉？根特刚刚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曾经几次想和她的孙女谈谈自己的死。但是孙女心存恐惧地拒绝了：“奶奶，别说这个。”现在，一种对自己童年的保护神的愧疚感在她心里悄悄升起。她每天都坐在这个将死的人床前陪着她。　　艾莉？根特又一次请摄影师到她这里来。她觉得这里的人企图谋害她的性命，他们在耍计谋，她要寻找自己的同盟军。她向他招手，把他叫到自己身边，小声哀求他：“我得离开这里，在这儿我的心脏都要不跳了。请您把我送到医院去。求您了，这真的很要紧，因为我要活下去。”“我明白。”瓦尔特？舍尔斯试图安慰她。根特太太研究似的盯着他的脸。她鼓起勇气说：“给我您的手，我不想死！”她的右手神经质地揪着被子的一角：“您得待在这儿，求您了。我不想在您走开的时候死去。”瓦尔特？舍尔斯无声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艾莉？根特眼中的希望之火熄灭了。“您也不理解我，摄影师先生。”她失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眼睛看向别处。　　孙女已经三次被紧急叫到临终关怀医院，好跟奶奶做所谓最后的告别。但是她却还是在一个大家没有留意的时间走了。在短暂的默默的道别之后，儿子和孙女回去了。“爱之梦”最后一次响起，随后三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一言不发地走近艾莉？根特的床，边上一具空棺材已经准备好了。


生命的肖像（一）米歇尔·弗格　1（图）

弗格生前的肖像　　　　

　　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米歇尔·弗格　　50岁，生于1952年6月15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3年1月8日　　逝于2003年2月12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米歇尔？弗格是个大个子，很结实，很健谈。他曾经代表重新统一的柏林市参加过自行车比赛。当他在夏天和近百名客人一起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时，他感觉自己功成名就。他和妻子不久前搬了家，聚会就是在小区开满鲜花的花园里举行的。他的朋友们来了，有东德的老朋友，也有西德的新朋友。自行车协会里他以前的比赛对手也来了，还有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手们。弗格一段时间以来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他很积极，接受采访，组织活动，讨论政治问题。　　在经历了这样高潮的一天过后不久，他突然在一次演讲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随后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在医院，医生发现了成胶质细胞瘤，这是一种脑部肿瘤，像小孩的拳头那么大，但是远比孩子拳头的破坏力大得多。弗格的头盖骨被打开，肿瘤被切除了，但是第二个肿瘤又长了出来。大约在这个时候，弗格的一位女朋友在厨房的餐桌旁说出了弗格自己一直在暗暗害怕的事：他恐怕应该想想自己可能会死的。玛丽安？费尔曼，弗格的妻子回忆说：“他几乎把她赶出去，他根本不愿意听这些话。”但是他脑子里的瘤子却一发不可收。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成胶质细胞瘤就破坏了弗格的语言中枢，麻痹了他的右臂和脸的右半部分。他妻子说：“其实我很想把他留在家里照顾他，但是他随后开始出现癫痫现象。我却只能站在一边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把他扶起来。”　　这天早上，护士卡伦在帮弗格先生吃早饭。这个大胡子男人绝望地想说什么，他说，“理论上”，随后他激动地喷了几次饭，左手在空中乱抓着，“理论上……”——但是他接不下去了，沮丧地垂下手，回答着护士的“是或不是”的问题：您还疼吗？还要一块面包吗？　　病人吞咽的功能也渐渐不正常了。一块奶酪面包，几块桔子瓣——这么点儿东西他要吃上半个小时。卡伦说：“在医院里，人手那么少，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照顾一个病人。”在这里有17个工作人员照顾15位病人。一位音乐治疗师定期来看望他们，还有一位物理治疗师帮助弗格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灵活——这在他这样的生命状态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人们会说他反正马上要死了，不需要什么物理治疗。而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只要他的头还能抬起来，临死的人也会得到这样的治疗。　　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米歇尔？弗格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他内心的想法。而现在他不能这么做了。他妻子不想用这些问题来折磨他，每一次他试图表达什么事都会让他筋疲力尽，却徒劳无功。妻子有时会问自己：“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音乐治疗师第一次来看望他时，想到了掰腕子的游戏。她握住弗格健康的那只手，和他较力——这是一次没有言语的对话。“我感觉到了他的生命力。我们很开心。”


生命的肖像（一）米歇尔·弗格　2（图）

弗格去逝后的肖像　　　　

　　弗格先生住进临终关怀医院后，似乎状态真的稳定了。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阿根廷的探戈舞曲，接待访客。有一次，他女儿带来一台笔记本电脑，也许写能比说好一些？但是即使是用键盘，她父亲也敲不出一个完整的词语了。他或者微笑，或者做鬼脸；如果他不想说话了，他就会闭上眼。而后一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多了。　　在弗格的生日聚会大半年后，是弗格的告别聚会。朋友们又来了，比夏天那一次聚会的圈子要小一些，但还是来了很多人。市里的交通部长也来向他告别。弗格的一个老朋友，叫做“钢琴舒尔茨”的，在临终关怀医院冬天的花园里调试着演奏爵士乐的钢琴。朋友们拥抱弗格，长久地握着他健康的那只手，有些人后来悄悄抹去眼里的泪水。弗格显然也很受感动。人们准备了糕点和香槟，最后再碰一次杯，随后“钢琴舒尔茨”弹奏起以前的老歌，陪伴心情沉重的客人们踏上回家的路。　　聚会过后不久，米歇尔？弗格又一次癫痫发作。他睡得越来越沉，时间越来越长。在医院里，他也许会被推进CT室。在这里，医生佩特拉？安沃尔给他开的是可的松（激素），因为她怀疑是在他的肿瘤周围出现了积水。她知道，如果药物有效果，那么她的怀疑就是正确的。可的松是一种稀松平常的药物，和正常的人体很接近，医生在用这类药时，用自己的五种感知能力就足够了。对于很多将死的人来说，这样的一种态度是很有益的。可的松使弗格的状况一度稳定下来，但是他再也没能醒过来。肿瘤渐渐压迫、遏制呼吸中枢，在米歇尔？弗格停止呼吸之前，他早已丧失了意志。　　医生说：“弗格先生是幸运的。”所有的人都担心他的肿瘤会向另一个方向长大。肿瘤已经造成了吞咽困难，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有一天面包放到他嘴里，他也不知道要去嚼去咽。根据米歇尔？弗格的病人意愿书，他不希望以非自然的方式进食。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给他流食。”佩特拉？安沃尔说。那你们还会做些什么？安沃尔想了想，然后说：“会照弗格先生的意愿去做，就是什么也不做。”


生命的肖像（一）瓦尔特劳特·贝宁　1（图）

贝宁生前的肖像　　　　

　　如果我去了非洲就好了瓦尔特劳特·贝宁　　80岁，生于1922年5月29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3年1月12日　　逝于2003年1月26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如果我去了非洲就好了　　直到最后一刻，这位80岁的老太太都在躲着自己的丈夫。他们结婚56年来，没过过几天不闹别扭的日子。她想，如果他把她送出家门，那他也不用再到临终关怀医院来看她。然而后来，她还是想跟他谈谈。在最后时刻，瓦尔特劳特？贝宁好像知道得很清楚，她已经不能再迟疑下去了，她必须叫她的丈夫过来。　　她丈夫马上来了，在她的病床前坐了很久。这次谈话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两人谈完以后，贝宁太太就不再喝酒了，随后的那天，她平静地走了。　　在此之前，老太太有几个星期躺在三床鸭绒被摞起来的被褥上，像一个柔弱的豌豆公主，已经没有头发的头上戴着一顶玫瑰色的安哥拉羊毛的帽子。她病弱的身体和对往事的回忆都在折磨着她。贝宁太太的童年是在东普鲁士渡过的。在那里，如果孩子们唱起德语的圣诞歌曲，他们的波兰邻居就会愤怒地砸门。后来他们躲在运送牲畜的车上逃亡到了德国。她认识贝宁先生的时候刚刚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