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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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已转移给他。”《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劳动马歇尔将军来华，促成中国之民主团结，其事本身，实足令知耻的中国国民汗颜无地。”徐永昌则说：“此次马歇尔来华，我人之上书控诉政府失败者三千余件，此辈皆属各党各派人物。既可上书政府，亦可申之舆论，极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颜以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国之民多无人格，其国亦必无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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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杨虎城全家与其秘书宋绮云全家被特务杀害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后，负责看押杨虎城的龚因彦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绝执行。李宗仁见命令不能兑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新闻“毛人凤在哪里？”最终杨虎城全家与其秘书宋绮云全家被特务杀害。其小女儿各仅八九岁，在凶手们用刀杀宋氏夫妇时，她们哭了起来。“不准哭！”特务们杀死宋氏夫妇，就走向孩子，两个小女孩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而终不免惨死。
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
国共和谈时，张治中举例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责问张治中：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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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那只不幸的苍蝇正被飞奔着的一个中国人追赶着
1958年春，“除四害”如火如荼地展开，取得惊人的成效。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中国没有苍蝇。一位加拿大人记述他在中国的一条铁路线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场面：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呢，以便打死它。”他说，“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想想看，那只不幸的苍蝇正被飞奔着的一个中国人追赶着。”
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彭回答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你看中央这架势，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
1962年，杨伟名写就《当前形势感怀》，他把稿子念给村支委的几个人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简直好极了，要不要我签名？”大队长赵振高，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签上名。”副书记樊益山说：“说得不错，可你看中央这架势，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这个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农民，在超经济强制及极权思维深入人心的时代，要求尊重价值规律。杨最终死于“文革”，为后人称为“平民思想家”。
我被单独关押，其实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
张元勋回忆说：林昭走进接见室时，其脸色苍白而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她。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听到楼下有人叫妈妈“许宪民”的名字，她急忙开门。面对她的惊惧神态，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70年代中国赴美代表团给不起小费
70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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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周恩来的机智：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30年后，有人为该照片文字配上标题：“周恩来的机智”。
1978年，第一份包产到户的保证书
1978年12月，在小岗村严立华家，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等20个农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写下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保证书说：“我分田到户、每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周作人：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建国后，周作人生计无着，只能为人做翻译。1952年，他受出版社之托，为萧萧校订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后来萧萧笑嘻嘻地告诉别人，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说：“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张国焘：我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