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茅盾文学奖_李自成-第7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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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英一摸袋中，已经没有箭了。就问谁身上还有箭？一个负伤的女兵吃力地爬到她的脚边，举起一根箭来。慧英将箭搭在弦上，趁着那军官抬头呼喊，一箭射去，只见那军官一声没响，仰面倒在地下。高夫人知道三层楼上的箭已射完，而楼下还放着一些箭，就命一个女兵赶紧去楼下取来。同时她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点火的时候，就命另一个女兵赶紧下去点火。
不一会儿，第一个女兵就把剩下的几十支箭取了上来。同时楼下的火也点着了，烈焰腾腾，从一楼直烧起来。守在内院的将士一看钟楼火起，也把存放在院中各处的柴草点燃起来。于是整个慈庆宫成了一片火海。院中火光通明。趁着火光，慧英一箭一箭地向敌人射去。大火很快燃烧到三楼，烟雾呛得人不能透气。可是就在火光和烟雾中，仍然有箭一支一支地从楼上射来。那钟声也继续响着，一直传到山寨外边。隐藏在树林和山洞中的明兵听见钟声，看见火光，纷纷地向着慈庆宫奔来，但多数都在路上被清兵截杀。
当慈庆宫火光起来的时候，李来亨的国公府也烧起一片大火。风，在夜空呼啸着。风助火势，越烧越旺。两座宅院的烟气在半空混到一起，两座宅院的大火烧得满天通红。就在这一片火光中，偶尔还有箭从钟楼上射下来，使清兵冷不防中箭倒下。就在这大火冲天的时候，钟楼上仍然有钟声响着，一直向远处传去……
四月间，红霞下了茅庐山，出了九莲坪，还是顺着来时的路途，走着十分险峻的小道，穿过密密的大森林，走出清兵封锁的地区。不料到达襄阳城下时，却被守门的清兵抓获，认为她形迹可疑，投进狱中，整整坐了一个月监，几经审问，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才放出来。在女监中，她天天挂念着高夫人和慧英，也天天挂念着红娘子。出狱后，她一路化缘，从孟津过了黄河，终于回到王屋山上。
红娘子见她突然回来，真是喜出望外。听了她去茅庐山的经过后，红娘子忍不住小声痛哭。她们决心下山，去到高夫人身边。明知此行非死不可，但二十年的心思如今落到实处，纵然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于是红娘子赶紧将庵中的事情处理了一下，对她的大弟子嘱咐了一番话，就带着红霞下山了。
由于路途耽搁，常常有些路走不通，当她们来到襄阳县境时，茅庐山已被清兵围得水泄不通。又过了几天，听说清兵已经攻开茅庐山寨，高夫人和李来亨都已自焚身亡。她们受此突然打击，两人来到襄阳城外荒无人烟的地方，痛哭了一场。
往哪儿去呢？红娘子想了想，就带着红霞先来到宜昌，然后奔往沙市。明末清初的沙市已是一个很繁华的商埠。她们来到一个有名的尼庵住下。红娘子拿出银子，交给尼庵住持，同时告她说，自己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因为身体多病，自幼出家。另一尼姑原是她家丫头，陪着她一起出家。最近听说她的父母都在兵荒马乱中死去了。她请求尼庵住持，将沙市全城的男女僧众请来做三天法事，超度亡灵。
尼庵住持见她带有银子，又难得有这一番孝心，也很感动，就赶快张罗，将沙市城里城外所有的和尚尼姑请来做了三天法事，超度亡灵。红娘子和红霞也跟着大家一起念经。有时念着念着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别的僧尼见了都十分感动。
做过法事以后，她们在沙市又逗留了几天，便来到荆州、宜昌、当阳，很想转道上茅庐山看看。但怕的是那里仍有清兵，不但随身带的银子会被抢去，甚至自己也会受辱。于是她们先到襄阳、随县、宜城、郧阳一带云游。半年之后，局势安定了，她们才从当阳来到茅庐山。
她们一直上到山顶，来到俗称慈庆宫的地方，从灰烬里边找到一些尸骨，埋在山顶上。因听人们传说，高夫人和慧英是在钟楼自焚的，她们就把从钟楼遗址中找到的尸骨单另埋在一处。
那时已有少数百姓在山下种地，她们是雇了向导一同上山的。向导看见她们那样郑重其事地掩埋尸骨，心中感到奇怪，但也不便多问。又见她们在坟前念了经文，哭了一阵，方才下山。
从此，这里开始传说，有两个尼姑如此如此，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和来历。又过了些时候，当阳县知县也听说了，派兵捉拿两个尼姑，却早已无影无踪。
红娘子和红霞从此就在鄂西鄂北一带云游，后来又到过四川、到过汉中一带，往北还去过南阳，一面云游，一面暗传白莲教。每年也回一趟王屋山，看看尼庵中情形，作些吩咐，但不久住。这样，她们在川陕鄂交界的许多府、州、县慢慢地播下了白莲教的种子。直到她们死去，这种子还在继续传播，生根发芽。
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上下，就在襄阳、宜城、随州一带，突然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紧接着，四川、陕西境内也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时正值清朝嘉庆初年，人们只知道起义蔓延数省，震动了全国，却没有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红娘子和红霞暗暗地传下了白莲教的种子。人们更不晓得，红娘子出家后，上承明朝初年的唐赛儿。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虽然已是好几代以后的徒弟，但她们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师。只是官府抓到她们的时候，不管如何审问，没有一个人吐出真情，为的是怕泄露了王屋山上尼庵的秘密。
后记
1999年4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敬爱的父亲走完了他89个岁月的人生旅程，因病溘然辞世。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当日向国内外发出专讯后，《李自成》的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电来信，除对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无不关切地询问：《李自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经完成？何时出版？当时我曾通过报界告诉大家：我父亲在病逝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并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编排，很快即可奉献给广大读者。
我之所以说“基本完成”，是因为父亲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录音书稿，之后经不断修改，部分单元在《小说》上连载，受到读者和专家好评，但是他总感到离他的艺术追求尚有距离，而视为“未定稿”不愿拿出来出版。即使已经出版的第一、二、三卷，也同样视之，计划待四、五卷经修订出版后，连同前三卷再仔细修订一遍，全书才算最终定稿。
有的读者询问：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为什么四、五卷拖了这么多年？对于这个问题，我父亲的前助手、现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为姚老“太认真”，“太苛求自己”。的确如此。譬如父亲为了写好决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朝命运，改变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成败存亡关头”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单元，除了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顾年迈去山海关、通山等处实地考察外，对耗费数年心血写成的二三十万字书稿，很不满意，毫不惋惜地用红铅笔写上“作废”二字，弃之文件柜一角。然后重头再写，以致光阴这样一天天逝去。父亲对创作如此认真，如此苛求，充分体现了他们一代老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和个性：对作品、对读者、对祖国文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
诚然，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人都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父亲到了晚年，尤其是进人80高龄以后，虽依然壮志满怀，雄心不减，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体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写作进度更显减慢；原本能较易越过的创作中的“障碍”和“高山”，现在攀援时显得力不从心。为此，父亲每日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并唯恐全书写不完，随他百年而去。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间，仍然顽强地起床写作。我在困睡中，恍惚听到扑通一声而惊醒，看见父亲躺在床边的地上。我一边呼叫“怎么啦！”一边把他抬到病床上。父亲却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我一时语塞，无言劝慰，而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令人难忘的是，今年春节前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陈昌本等中国作协领导来家慰问，他在床榻前告诉父亲，作协已决定将《李自成》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父亲听后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缓慢地低声吐出六个字：“功劳是大家的。”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因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创作岁月中，曾先后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过了艰难岁月，使《李自成》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成为“十年浩劫”及其后百废待兴中最幸运的老作家。同时，数十年来，父亲也得到许许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鼎力帮助。对此，父亲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谢的。例如，1977年开始给父亲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录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亲生前助手许建辉同志，在父亲病后为整理四、五卷书稿，保证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还有张葆辛、刘文田、赖云峰、杜海波及姜晓燕等同志，也都先后或长或短地在父亲身边工作过，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父亲因为《李自成》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作家与出版社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尤其是担任《李自成》第一卷责编的江晓天同志，第二、三卷责编的王维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风暴不时骤起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与“右派”父亲通力合作，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帮”粉碎后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过艰辛劳动，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父亲患病后，李向晨和吴晓梅两位同志继而担任了第四、五卷的责任编辑，经过三四百个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两卷的如期和较高质量出版。在四、五卷的编辑过程中，俞汝捷、陈浩增。王维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对四、五卷校样进行仔细审读，洪光义、李刚等同志帮助进行终校，这些同志也都为四、五卷的出版花费了不少心血。父亲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达对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只好代表先父向他们再一次深深致谢。
在这篇短短的后记里，我不能不提到与父亲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载的母亲。母亲无愧是父亲的忠诚伴侣和贤内助。早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父亲因敢于说真话而被错划为“极右派”，母亲忍辱负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父亲将来一定要写出《李自成》，重新点燃了父亲对未来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保证父亲安心创作，解除后顾之忧，毅然辞去她所热爱的职业教育工作，来到父亲身边，成为家庭主妇；在她花甲之年，学习打字，用已迟钝的双手，起早贪黑，用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为父亲敲打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书稿；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