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繁荣-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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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看，各式各样的救市措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支撑各个经济体的稳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美国的也包括所有其他国家的。联邦储备局自1914年成立以来，已经对很多陷入危难的银行进行过救助。英格兰银行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也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过去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救市的情况，今天我们同样也没有办法做到不救市。
当我们很自然地争辩救市行动对那些没有得到这些好处的人不公平的时候，事实上，对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界限划分也很难做到泾渭分明。不公平的现象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一直就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收入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明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久以前那些历史上的不公平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美国贩卖黑人作为奴隶的事件。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整体看，还没有能完全摆脱这段受压迫的历史带给他们的经济阴影。
联邦住宅管理局以及类似的政府主办的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对那些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贴，这种做法可以被看成至少是在部分修正社会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另外，补贴低收入者的住房或许还具有正面的社会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处在社会边缘的成员中有人能通过拥有住房而感觉到在为自己的成功进行投资，他就会对我们社会的和谐产生更高的期待。如果现在对那些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救市措施的话，这或许可能正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善举。也许，次贷危机正磨砺着我们的社会良知，而且是以一些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方式。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组织，仿照在上次惨烈的住房危机中建立于1933年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为贷款购买住房的人提供更便捷的信贷服务。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按照设立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这个思路起草的计划获得了大力的支持，包括经济学领域的艾伦？布林德和马丁？费尔斯坦以及法律领域的迈克尔？巴尔等人，他们都力挺这个计划。然而在国会方面，对这个建议的态度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现阶段来看，它仍然可能只被当成一项提议。国会最终的任何决议案都有可能会使开始时的方案被掺水，就算是国会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决议，但如果次贷危机的情况持续恶化，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为这个机构提供充足的额外资助。
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接受以按揭作为贷款给按揭贷款方的抵押物，条件是要求该按揭的条款要比当时通常所见的条款更合理。通过这种方式，住房房主贷款公司既解决了急迫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问题，又鼓励了远期的经济创新。这也是一家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今天能够而且也应该做到的。
本质上说，救市的所有潜在成本都是由广大民众来承担的，不过这些钱并没有装入哪一部分投资者的腰包里。本？伯南克经常呼吁全国银行减记数以百万计的按揭贷款本金，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其实是本金减记“最有利于保障借贷双方的利益”。当然，有些限制性的减记是基于放款人的利益：如果放款人未能为陷入困境的购房者改进按揭条款，那么购房者很可能就会简单地放弃这部分财产，而且被放弃的这部分财产通常是处于一种价值受损的状态，因此放款人将面对的是巨额的法律成本和时间成本。放款人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购房人看到有很合理的按某种优惠的条款继续支付房款的希望，让购房人仍然保有住房其实符合放款人自己的最大利益。伯南克很小心地不让他的话被当成是让某部分不幸的投资人去承担处理美国经济系统效应成本的建议。但是，由于将自己的关注范围限制在了那些针对借贷双方共同利益的行动上，伯南克所做出的建议其实只是让放款人继续做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不过他的讲话在处理次贷危机中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这些讲话并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方面的砝码。
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托弗？铎德提出了一个联邦住房所有权保护公司的概念，一个现代版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铎德后来放弃了这个新建公司的主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和美国联邦众议员巴尼？弗兰克一起提到了授权联邦住宅管理局为束手无策的借款人那些已经经过再融资安排的按揭提供高达3000亿美元的担保。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救市或者给纳税人增加负担——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违约率变得很高的话，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比如像住房所有权保护公司）所产生的效应，要远胜于仅仅扩大联邦住宅管理局的融资权限，因为一个新的机构更有可能为按揭贷款人提供除现金以外的更多服务，一个新的机构也更能吸引领导人去关注这些基础的变革。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也是一种宣示的方式，表示我们要严肃认真地解决这次次贷危机的决心。我们现在也需要特别留意住房房主贷款公司解决方案中其他方面的情况。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关注住房房主贷款公司的再生，建立新的按揭条款规则，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论述。
正确制定短期解决方案
与具体实施的短期解决方案同等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方案后面的心态。我们必须正确制定这些方案，保证它们从一开始就运行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问题的范围，为解决这些问题分配好足够的资源，并且设定正确的政策基础目标。
如果想要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短期解决方案有成功的机会，我们的领导人首先必须在第一时间承认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领导人继续声称现在的经济转向只是一次普通转折的话，这种态度对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这种方式是赫伯特？胡佛在大萧条期间采用的策略，当需要面对真正的根本性变革时，这种策略通常会被每一位政府及商界领导人所奉行，然而这只会导致人们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企图通过暗示的力量操纵公众思想的卑劣手段进行谴责。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必须实施更多的减税措施，而且可能要历时很多年。这些减税措施可能最终会对国家的债务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种可能性才有可能被大家所接受。
我们还必须注意银行和证券商的资本充足情况，因为如果住房价格持续剧烈下降，将会削减它们的资产，使它们很轻易被置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如果它们的资本不足，而且让它们的生意伙伴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就会使系统的流动性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在一场正在不断恶化的危机里会以非常惊人的速度传播。
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投入足够的资源来确保救市的行动能够得到正确实施。领导人应该面对现实，勇敢地承认这些行动就是救市，并且耐心细致而且足够冷静地对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进行必要解释。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将足够的资金投入到这些行动中，并产生我们所期望的效果。
设定好合适的政策关注点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救市的目的不应该是保持住房市场、股票市场或其他任何投机市场的高市值。救市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出现对我们的体制和我们相互间经济信心的丧失，并同时保持一种社会公平的理想追求。基于这样的考虑，救市的重点应该主要放在防止绝大多数普通人产生悲观情绪这个点上来。
至于说住房的价格，政府政策的立足点应该在于限制房价。我们需要更多经过规划的城市中心区，通过建设更多的中心区可以增大供给量，从而把城市的住房价格降下来。《1968年住房与城市开发法案》的起草人就非常清楚这个需求，而且这个法案建立起了一种机制，使这种设施完备的新城市的建筑商可以向住宅与城市发展部申请支持。这个立法的通过导致了一些新的城市中心区的出现，但这个法案的力度还不够，我们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支持新的城市社区的开发。
针对当下的这场危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相当大。我们必须为确保经济的公正心甘情愿地买单，这样说的意思是需要分配一些资源来鉴别——当然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在这些按揭借款人中谁是被误导、被不公正对待的，然后将救市的焦点主要地集中在他们身上。
一些非营利组织，比如“自助组织”和“美国邻里互助组织”，都非常愿意花时间去帮助那些具体的房主来摆脱困境，但这些组织的资源在目前这场如此大规模的危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政府的“希望现在行动”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没有官方的资源支撑，它只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商业联盟。如果住房价格持续下滑，接下来的几年将会有更多的房主陷入困境，这将成为一个对我们来说代价高昂的问题，并将使我们现在已经捉襟见肘的系统面临更大的压力。
政府现在应该花费资金来重组救市体系，以便这个体系能运作在一个更具有系统性的基础上。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用来处理复杂的救市程序，逐一修改贷款条款，对那些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具体借款人客观地认识清楚现实的状况，并协助政府对那些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资助的按揭放款人给予相应的奖励。
在我们成功地控制次贷危机不再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转向长期的解决方案，防止我们已经身陷其中的这种困境再一次降临。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中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将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第五章
次贷危机解决方案（在防止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现在这场危机的情况的同时，尽可能减轻这场危机的余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关键是使金融走向民主化，把那些合理有效的金融原则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并采用所有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现代技术来达成这个目标。
从长期来看，通过这样的方式，类似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房地产泡沫的发生率会大大降低；就算这种泡沫仍然还会产生，市场自己也会建立起合理的机制来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是像我们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看到的那种亡羊补牢似的快速修补。
从历史上看，银行系统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稳定性，例如在1797年、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1907年和1933年，美国都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银行危机。这些问题经过多年来所进行的很多次体制革新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以解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新政改革。但这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尚未能触及到我们经济体系里的所有领域，特别是住房领域，这个领域现在仍然是在一种事实上非常原始的金融意识的指导下跛足前行。除非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对困扰绝大多数房主的金融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