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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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模样，一手正揪着那武装同志的领口，而自己的下颚也正被青年同志强有力的拳抵着，不能转动。我一来，不知如何两人同时却松手了。大约我从较暗处奔出，他们以为我是院长。我望到这些人没有话可说。可是武装同志手上流血了，我见到这一只浴着血的手。这是仿佛一拳打去时碰着牙齿而伤了的，因为我又看到那掌柜模样的挂号处同志，吐着也是红色的口沫。没有流血的，大约也帮到在一旁流着汗。到认明我不是院长，再动手也象不行了，于是他们互相大声的吵着，劝的人也大声的嘟囔着。我自然很清楚这战争流血的起源。虽然明明白白见到革命同志的血，也仍然无话可说，因为动了手，倒以谁打了胜仗为合理。他们吵着，对于理由的各持，到后象看到在身旁的诸人皆不是法官，不想明白“理由”这一种东西，就更天真的互相骂起野话来了。两人扭打时恐怕还应吃一点亏的挂号处那汉子，到互骂，也就不让武装同志便宜独占了。若不是一个外国人同一个院长模样的中国人从楼上跑下来，我大概还可以听到许多不易入耳的典故奇僻的野话。院长一面是军部长官，这两人即刻就有人服侍他们到军部去。看完了这一幕流血，我跑到楼上去，在一单间病室见到朋友××了。三个月的分手××已几乎不再认得我是谁，我也几乎不认得他了。在病床边，我握着了他伸出来微抖着的瘦手。我们互相望着，各人的颓唐皆给了对方大的惊讶，我虽先已将朋友的憔悴想成临刑的死囚，也仍然免不了看来难过。“怎么成了这样子？”“你呢，也不象你了。”说着话，朋友××只苦笑。朋友还没有完全知道最近××妥协的事，只以为被拷打到终没有头绪，有同志为证明自己是没有对Ｃ省暴动事件有所计划了，故放出来住到这医院养息。直到听到我把××派如何如何的阴谋，到最近因Ｋ省事如何有了妥协，朋友才知道自己的出狱详细情形。朋友眼中含着泪，说，“以后你以为……”“以后……”“我想我是完了，我好了将过日本去祝”“你脚不坏么？”听到说脚，朋友仿佛才想起自己的腿以下的伤处，他要我把所盖的薄毯子甩去。我正预备取去毯子，留在门外象是受了人所指使来探听我们谈话的看护妇进来了，向我摇着手。我问她，“××同志不要紧么？”“快好了，一点点，过十天就可以出院了。”说了这话的看护，象是监护着我们的神气不再出房了。我问朋友××在狱中情形，朋友只望到看护，不作答。我知道我说话也应当小心了，暂时就不说话。到后我同朋友说及楼下流血的事情。朋友也象对此事非常有兴味，非常注意的倾听，似乎我们三个月没有见面，就只需要谈谈这类近于笑话的他人的事情，作为请求副军长把特许字条写给医院的理由。我明白这道理，就不谈其他事情，只同朋友近于打赌的来猜想军部里将如何处置这件事。朋友说，“事情一定是两人先都送到医院，把伤治好了再送进……”这话使那有侦探责任在身的看护也笑了。从朋友病室回到住处的我，在已显着天下太平的车马熙来攘往的大街前过身，放白色转青的煤气灯光下，看着年青的武装同志，崭新的有放光金属刺马距的皮靴橐橐的在新柏油大路旁缓步，因为搂着并排行走的华装白脸女人的腰，手也没有空闲，我心中就仿佛极其空虚，大有“蹙蹙靡骋”之感。朋友因为致力于革命为人暗算，怎样忍受这新时代所有的酷刑我却不能想到了，我就只想医院楼下那近于趣剧的流血的小事。任怎么样解释也不能把怀恋过去一段好的光景作为目下所见的对比而自慰。革命是已经停止在一个阶段上了，我们在这阶段上看到的将是这些与近于这些的一切，不能希望其他。“人象真是落伍了……”虽然还时时被一切人指为激进的思想不稳当的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想到自己在某一意义上真要辩解这不落伍理由也不可能，就不自讳的如落伍者思想一样，但梦想誓师北伐时代一般同志的兴奋与诚实，以及人格上的光荣。一面看书，看到“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医院白天所见到的血俨然还在眼前，我觉得鲁迅这个人，也不过是呆子之一，若见到事情较多，这样呆话也不说了。 独家推出
楼居
天气热，整天一家人流汗。每日早上六点钟样子我就起来了。起来了，望望前后房床上地下睡的人，象甘肃省的灾民一样，仿佛都瘦得怕人。因为天热，他们都是半夜才睡，所以这时睡得非常好。早凉，有风，望到空中嗡嗡作声飞过的大蝇，我茫然的站在再过半点钟便将为太阳所晒的洋台前，向着一到下午便炙热如烙铁的对面高墙，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想。因为一家人都瘦弱有病，我想我近来大约也瘦到不成样子了。弄堂下面扫地的老人还没有来，地上一些西瓜皮，有些截成半节，如帽子，极浪漫的在那画方格的地面上分布。还有灯，是街灯，夜里白色，这时只一点黄，扫地人来这灯才会熄。在我脸上，在我不袜的腿膝间，感到冷风清爽宜人，但从这些风上，从噪着早蝉声音的街树上都可以看出这日子到下半天以后，就如把人放在蒸笼中，仍然同昨天一样。我怕想到日子这一类事。然而不单是日子，一切事总仍占据在我心上，每天醒来我总觉得心上忽然就加上了一些重量。我并没有睡够，起来了，也象非常疲倦，很想睡，可是总不能睡。把关于日子这类事想了一下，就象那洋台边早风的享受也近于一种奢侈了，我这时就应当找笔，墨水瓶，稿纸本，预备齐全了，到风不会来的桌边去坐下，写。于是我做我分内事。没有可写的我也写，凡是文章我全是这样写成的。把笔捉到手上了，回头望望侧身睡到一小军用床上，用一条大洗澡毛巾作被，害暑病有过四天不曾吃饭的哥哥那样子，瘦瘦的脸颊满是野草一样的胡须，本来要写什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了。这人这时正象睡得很好。然而那么瘦，那么憔悴，看了一会这人的睡的姿势，我忽然感到一种空虚，好象是眼前这人已经不会再活，我的生存是极可怕的孤单了。我站起来了。怎么样？把纸笔等等拿到后房去，离开这可怕的地方。后房是我母亲睡的地方。虽然有帘，一到下午这房也就不能祝但早上还好。后房的窗可以望别人屋顶，红的瓦，鳞次的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烟的烟囱，近到也象可以用手抓。早上这房中也有好风，只要把房门打开，让风有出路，那风便从窗外来，从门外走去。晾衣洋台太阳光还不来时，后房所见别人屋顶，已经晒满阳光了。想到太阳，汗，麻雀不怕热，在瓦上打闹，我笔又捏到手中了。一颗钉子，一只在桌上爬走的蚂蚁，小玻璃杯，热水壶，凡是可以供我下笔联成一串的我全望了它们一会。又望到蚊烟香圆纸盒，使我记忆到晚上不能安睡的理由。夜里蚊子真多，我们一家是没有帐的。因为我没有得到好睡，想明白母亲夜来情形，就捏了笔，悄悄的不让合着眼的有肺病的母亲惊醒，走到她床边去，掀开痰盂盖一看。里面全是红色了。红的血，出我意料之外的多，心上抽了一口凉气。我站立到床边，不敢动，病人却醒了。象是醒了很久，不愿意同我说话怕妨碍我做事，所以才把眼合上假睡，听到我掀痰盂盖，且知道我为那血惊讶了，所以开了眼睛，望到我说，“不要紧，不要紧。人不吃亏，一吐就松快了。”“怎么这样多？”她仍然固持的说，“吐了人爽快得多。”她谎就。这人就专在这些事上谎我。她谎我不去，是我注意到那比哥哥还瘦小的脸时，颜色是白色转青，而眼睛，竟象不是活人的眼睛，又小又呆，非常可怜。我觉得痛心，走到窗边看太阳去了，就又听到咳声，且象是喉咙中有物件非溢出不可，然而又粘附在喉部，那么挣扎的咳了十余声。到后又听到哗的呕到痰盂中了。我应当这时倒一杯水也不去倒了。我看远处，远处据说是上海第一高楼的圣母院路的大厦的尖，那里有矗起的大起重机，缓缓的从斜卧中转成桅子样直立——好象我在极力逃避现实。“不要紧，昨夜一吐，倒象很好了。”母亲因为知道我心中难过，把血吐过以后，还说这样的话。我先是生了气似的不说话。到后，我说话了。如同人相骂，“这怎么行？无论如何我得请医生来。”“那是蠢事。”“蠢事也得作，不然这血……”“不要紧，我自己还不清楚么？那些人就只晓得要钱！”“没有办法，钱总得出。”“出了钱也还是咳。钱不是没出过，你看他们说些什么话。”我不做声了，母亲的固持有因。在往日，医生是真来过了，五块钱，或者十块钱，人来了，从皮包中把听诊筒取出，听听各部分，抿着嘴想了一下，不作声，取出一方白纸来，写上一个处方，处方角上除了印就中西文字医生地址与电话号码以外，还印得有此方必得在某某药房配药那类话。再问问，“不怕么？”就仿佛以为这问话很蠢那种神气，对我望望，过十秒钟，才似乎这也得答应一句话才对，就说，“到莫干山去”，或者说，“庐山空气好”，“西湖不行”，“上海也无妨”那一类使我想用脚把他踢下楼的话。医生一来我就也象害了玻医生一走我的病也好了。母亲反对医生理由我是明白的，第一是上海医生讨厌，第二是怕医生说得危险反而无办法，第三是钱。虽然说，好歹得把医生请来看一次，其实我比母亲还清楚，没有钱，这事办不到。医生一来至少要十块钱，手边多有十块钱作火食，母亲病在这方面就有获得恢复的希望，不必医生了。“因为病，才感到穷的痛切。”我那样想时还不敢望我母亲的脸。“没有钱，血只好尽它吐了。”大约母亲也正这样想到。我抬起头来，我们互相望着作一种苦笑，于是母亲仍然闭目小睡，我坐下了。预备作工找钱，有了钱一切或者好办，没有钱，说这样那样全是空话，无裨于实际，徒然引起这一家人伤心而已。我忽乘早凉写五千字，睡到地板上的妹妹醒了。妹妹以为母亲没有醒，就轻轻的告诉我，母亲晚上血吐得特别多，一晚上不能睡，要想办法才好。她只要我想法，却不知道我能从什么地方去想办法。告她，我们目下情形同去年在北平一样，暑假中，书无销路，版税不能拿。新稿纵有人愿出钱买，也写不出，真是绝境了。她没有象去年母亲病危时坚持说母亲一定要进医院才行，人长大了，知道我没有用处，能原谅我了，就悄然拿了满是鲜血的痰盂到楼下去倒。听到那一步一步下楼梯的声音，又听到抽水声音，我没有别的感想，坐到桌边想结构，我在做文章。母亲还在咳嗽。想到一点故事，好象写出来决不至于被同我作交易的编辑们退还，同时是想起妹把那半痰盂的血倒出的事情。母亲一咳更不能写下了。仍然同她说话，我先说，就问她，“妈，吃亏吗？”“没有。”“怎么样？想吃点什么？”“我想回家去。”这是她近日常说的一句话，我照例不加意见。她还有话说，“乘我能支持，八月就回去。”能够回去自然也好。我不做声，母亲就把这理由补足。她怕人快要死了，在上海没有办法，无埋葬地方。老年人见事太多，于生死事本来看得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