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学-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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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足、Ｊ曲线效应、贸易条件的恶化、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等，这些因素都会对本币贬值的政策效应产生不利的影响，因而也从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对国际储备的需求。
（3）管制政策。由于实行管制政策的目的在于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汇率稳定，因此一国管制政策的宽严程度也必然会影响到对国际储备的需求。一般而言，实行严格财政管制、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的国家，国际收支平衡主要通过管制政策实现，对国际储备的需求相对较少；而管制较松或基本不实行管制的国家，由于国际收支逆差不能通过管制政策得到有效解决，对国际储备的需求较大。
5。 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
如果持有国际储备只会给一国带来利益而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的话，那么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将会是无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持有国际储备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种代价我们称之为机会成本。由于国际储备代表着对外国实际资源的购买力，持有国际储备也就意味着放弃对这部分外国资源的使用。如果一国用其国际储备（主要是外汇储备）来购买外国资源特别是外国资本品，可以提高产量和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但正是由于持有国际储备，就会丧失这样的机会，从而构成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持有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往往是巨大的。持有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越高，一国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就会越低；反之，对国际储备的需求会越高。
6。 政策偏好
官方持有性是国际储备的重要特征，政府的政策偏好也会成为影响国际储备需求的重要因素。
（1）虽然持有国际储备会有一定的机会成本，它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当期收入水平的提高。但从另一方面看，持有国际储备却又能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或者能够配合其它国际收支调节政策的实施而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剧烈影响，从而有利于经济和收入水平的稳定。因此，一国政府对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偏好选择，将会对国际储备需求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政府偏好膨胀性经济政策，以经济增长和当期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主要目标，则该国对国际储备的需求较小；反之，如果政府更强调经济稳定，注重减少收入水平的波动，则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必然会较大。
（2）如果一国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度较大，对外贸易规模较大，与国外的资金往来较多，则该国对国际储备的需求较大；反之，实行相对封闭经济政策的国家，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则比较小。
7。 国际政策协调
如果一国能够与其他国家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则可以减少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反之，会增加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国际政策协调对国际储备需求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可以缩小国际收支失衡的程度，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从而直接减少作为弥补手段的国际储备需求；二是当国际收支出现失衡时，可以避免各行其是，从而增强调节政策的效果，降低调整成本，提高调节速度，减少对国际储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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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储备规模与结构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国际储备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加强对国际储备资产的管理，成为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急待解决的问题。所谓国际储备管理，是指一国政府或货币当局根据一定时期内本国国际收支状况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国际储备的规模、结构以及储备资产的运用等进行计划、调整和控制，以实现储备资产规模适度化，结构最优化、使用高效化的整个过程。国际储备管理包括国际储备规模管理和国际储备结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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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储备规模管理
国际储备规模管理是指对适度国际储备量的选择与调整。一国国际储备量应维持在何种水平才算适度？这不仅是各国政府十分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国际金融学术界多年来一直探讨研究的重大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关于适度国际储备量的定义及其决定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著名经济学家弗莱明（J。M。Flemming）的定义是：如果储备库存量和增长率使储备的缓解程度最大化，则该储备存量和增长率就是适度的；巴洛（T。Balogh）的定义是：在现有资源存量和储备水平既定的条件下，如果储备增长能促进了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化，则该储备的增长率是适度的。另外，阿格沃尔（J。P。Agarual）等人也对适度国际储备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适度国际储备量应当是在兼顾实现国内经济目标和维持外部均衡的条件下，一国政府或货币当局对其国际储备规模所做出的选择与调整。适度国际储备量一方面必须能够保证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和汇率的稳定，同时也应当有利于促进或者最起码不影响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
关于适度国际储备量的决定，学术界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模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以下我们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和模型进行述评。
（一）比例分析法
比例分析法最初是由美国著名国际金融专家特里芬（R。Triffin）于1947年提出，后来在他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又进行了系统研究，到60年代初，比例分析法已成为测度最佳国际储备量的标准方法。
特里芬认为，战后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国家政策目标导向选择的变化以及新的政策手段的产生，对于货币储备与资本运动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国金融体制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收支调节中货币储备与资本运动的作用。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储备是为了提供清偿能力，即为了应付兑换的需要。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把其满足清偿能力需要的储备和所发行的信用货币之间的比率维持在1：3的最低水平上，以此作为衡量储备充足与否的标准。资本的运动则是在国家政策和银行业务两方面的协调控制之下对国际收支起调节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率的变化来加速或减缓资本的运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年代的大危机所造成的货币制度方面的改变及由此导致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方面的巨大变化，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对货币储备的看法，从而导致对储备资产的测度以及储备水平等方面看法的根本改变。
首先，金本位制度的崩溃改变了中央银行清偿能力的传统意义，银行不再需要为国内流通目的而持有储备以满足兑换金币的需要。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中央银行的清偿能力完全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印发纸币的权力得到保证，纸币的超额发行只会造成通胀压力，而不会影响银行的清偿能力。因此，一国储备现在完全变得只与其对外收支状况有关。
其次，由于金本位的不复存在和普遍性的纸币流通，导致产生对通货贬值与外汇管制的担心，从而必然影响到私人资本的国际流动，因此，各国也不能依靠国际间私人资本的流动作为缓解经常项目失衡的手段，而是把货币储备作为应付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来源。这样，中央银行的储备也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储备，其测度方法及衡量充足与否的标准也应随之变化。
据此，特里芬提出了一套新的测度国际储备的方法和衡量储备水平的标准。特里芬认为：一国某一时期的国际储备供求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因此，国际储备的测度及储备水平的确定都不可能用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示。测度的方法及储备水平标准应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随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计算的方便性，需要选择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进行测度，并且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测度的结果应该足以表明当前和未来的储备水平能够保证国际间通货自由兑换的顺利进行。
特里芬认为，储备进口比率是符合上述条件的测度储备及评价储备水平的比较合适的方法。首先，IMF提供了各成员国在这方面的现成的计算数据；其次，当前绝大多数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于贸易项目的失衡，因此，许多国家的货币当局也倾向于用这种方法来测度及评价其国际储备充足与否。研究表明，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1950—1957年的储备进口比率平均超过33％，几乎全部超过20％，只有在极少数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低于20％，因此特里芬得出经验结论：一国国际储备量应与该国贸易进口额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一般以40％作为标准，若低于30％就需要采取调节措施，20％的比率是最低限度标准。但特里芬又指出，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与政策方面存在差异，各国合适的储备进口比率也并非是绝对一致的，工业国和重要贸易国的储备进口比率应该高于其他国家，通常应在30％以上，而实行严格外贸与外汇管制的国家的储备进口比率则可低一些，可维持在25％左右，即一国的储备量应以满足三个月的进口为宜。
很显然，储备进口比例分析法的优点是简便易行，而且运用一元回归分析对进口额与储备额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也表明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稳定关系。因此，一国货币当局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根据储备进口比率的变动对其储备进行迅速调整，六十年代初以来很多国家都采用这种办法来衡量储备的充足性，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储备管理时也写道：“足以抵付三个月进口额的储备水平有时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理想定额。”
但需要注意的是，储备进口比例分析法在衡量一国国际储备适度性时，也存在两点缺陷：
第一，国际储备的主要作用在于弥补一国国际收支逆差，而并非为一国进口交易提供融资，因此，仅仅运用进口贸易额这一个变量来决定适度储备量是明显欠妥的。实际上，适度储备量的决定与调整取决于多种因素，凡是能影响到一国国际收支差额的因素都会对适度储备量产生影响，它不仅应包括进口额，还应包括出口额和国际资本流动，也应包括国民收入、货币供应量等诸多国内经济因素的影响，另外，政府意愿也会引起适度储备量的调整，因此，适度储备量不是由进口额决定的一元函数，而是由许多经济变量共同决定的多元函数。
第二，储备进口比例分析法忽视了储备使用的规模经济效应。按照储备进口比例分析法，适度储备量与进口贸易额同步上升，储备需求对进口交易额的弹性为1，而实际上，国际储备量并非是随贸易量的变化而同比例变化的，前者的变动幅度小于后者的变动幅度，即随着一国储备的不断增加，储备的使用具有规模经济，国际储备的平方根定律显示储备弹性只有0。5。因此，运用储备进口比例分析法就有可能高估适度储备量。
由此可见，储备进口比例分析法只能为储备水平的充足性提供一个比较粗略的指标，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种参考，不能完全依靠这种方法，而应当结合其他定性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考虑。
（二）回归分析法
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来，一些西方国际金融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