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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大笑的警察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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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事情他都知道,所有事情他都了解。只有一次他被迫需要跟勒恩寻求资讯。一开始他说:
  “眼见到处都这么散漫,真让人想回归自然。要不是整个拉普兰。都是该死的拉普兰人的话,我会选择山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
  “我老婆是拉普兰人。”勒恩说。
  乌尔霍尔姆以混杂着厌恶和好奇的表情望着他。他放低声音说:
  “真有趣,太奇特了。拉普兰女人的那儿真是十字形的吗? ”
  “不是,”勒恩疲惫地说,“很多人都有这种误解。”
  勒恩想知道这家伙为何没早八百年就被调到失物招领室去。
  乌尔霍尔姆喋喋不休,每句话都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收尾。
  勒恩只看出两点:
  第一,他在调查总部呆呆地提出“谁在医院当班”这个问题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科尔贝里漫不经心地翻着文件说:
  “一个叫乌尔霍尔姆的家伙。”
  唯一知道这个名字的是贡瓦尔·拉尔森。他吼道:
  “什么! 谁? ”
  “乌尔霍尔姆。”科尔贝里重复。
  “这样不行! 我们得派人去盯着他,某个至少正常一点儿的人。”
  结果这个至少正常一点儿的人就是勒恩。当时他毫不知情地问:
  “我是去代他的班吗? ”
  “代他的班? 不是,那不可能。他会以为人家看不起他,会写好几百封申诉信,会从国家警察总署一状告到民间人权团体,还会打电话给司法部长。”
  勒恩要离开的时候,贡瓦尔·拉尔森下了最后的指令。
  “埃纳尔! ”
  “怎么啦? ”
  “在你看见死亡证明书之前,绝对不要让他跟证人说上一个字。”
  第二,他得设法阻止这家伙的口水继续泛滥下去。最后他找出一个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实际应用起来如下:
  乌尔霍尔姆一段长篇大论的最后总结是:“毫无疑问,身为一个人和保守派人士,身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我绝对不会因为肤色、种族或意见不同而歧视别人。但你想象一下充满了犹太人和共产党的警界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
  于是勒恩在口罩后面微微清了清嗓子,说道:
  “对。但事实上我自己就是社会主义者,所以……”
  “共产党? ”
  “对,共产党。”
  乌尔霍尔姆陷入一片死寂,走到窗口去了。
  至今他已经在那里站了两小时,一脸阴沉地瞪着这个诡谲狡诈的世界。
  什未林动了三次手术,体内两颗子弹已经取出,但医生们没人面有喜色,勒恩谨慎提出问题,获得的答案只有耸肩。
  不过在大约十五分钟前,其中一个外科医生走进隔离病房说:
  “如果他会醒来的话,那就是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内。”
  “他能撑过来吗? ”
  医生长时间地看了勒恩一眼说:
  “似乎不可能。当然他体格不错,目前情况也还算过得去。”
  勒恩沮丧地低头望着什未林,想知道病人看起来得是什么样子,才会被医生认为情况不好或是很糟。
  他已经仔细地想好了两个问题,为了保险起见他把问题写在笔记本上。
  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开的枪?
  第二个问题是: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同时他也做了一两项准备工作:在床边的椅子上放着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插好麦克风挂在椅背上。乌尔霍尔姆没有帮忙,只继续站在窗前,偶尔挑剔地瞅勒恩一眼。
  时钟显示两点二十六分的时候,护士突然朝伤者俯身,很快且不耐烦地招手要两名警察过来,同时另一只手则按了铃。
  勒恩很快过去拿起麦克风。
  “我想他要醒了。”护士说。
  伤者的脸似乎起了某种变化。他的眼睑和鼻孔都在抽动。
  “就是现在。”护士说。
  勒恩凑上麦克风:
  “是谁开的枪? ”
  没有反应。
  过了一会儿,勒恩重复问题:
  “是谁开的枪? ”
  这回病人的唇动了一下,说了些什么。勒恩只等了两秒钟,就再问:
  “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
  伤者再度有了反应,这次回答似乎清晰了一点。
  一名医生走进病房。
  勒恩才要开口重复第二个问题,伤者的头就朝左边一扭,下颚松开,一丝掺杂着血的唾液从他嘴里流出来。
  勒恩抬头望着医生,后者用仪器检查了一下,严肃地点点头。
  乌尔霍尔姆走到勒恩旁边,勃然怒道:
  “这就是你侦讯的全部内容吗? ”然后他以宏亮威吓的声音说,“你给我听着,好兄弟,我是乌尔霍尔姆侦查员——”
  “他死了。”勒恩静静地说。
  乌尔霍尔姆瞪着他,吐出两个字:
  “蠢货。”
  勒恩拔掉麦克风,把录音机拿到窗边。他小心地用手指把录音带卷回去,然后按下播放键。
  “是谁开的枪? ”
  “Dnrk。”
  “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
  “KOIeson(库列松) 。”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他问。
  乌尔霍尔姆怒视着勒恩至少十秒钟,然后他说:
  “觉得? 我要检举你渎职。这没办法避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
  他转身精力充沛地走出病房。勒恩悲哀地望着他的背影。
               第十五章
  马丁·贝克打开警察局的大门,一阵凛冽的寒风夹带针般刺骨的雪花席卷而至,让他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他低头避风,把大衣的纽扣扣起来。当天早上他终于屈服在英雅的唠叨、零度的低温以及老是好不了的感冒之下,穿上了冬天的厚大衣。
  他把颈上的羊毛围巾拉高,朝市中心走去。
  过了亚聂街后,他停下脚步,不知所措地试图搞清楚该搭哪班公车。自从九月开始实施人车靠右走的政策后,他还没适应所有的新路线。
  一辆车在他身边停下。贡瓦尔·拉尔森摇下车窗叫道:
  “上来。”
  马丁·贝克感激地坐进前座,说道:
  “呃,天气真糟。还没来得及注意到夏天呢,冬天就又开始了。你要去哪儿? ”
  “费斯曼纳街。”贡瓦尔·拉尔森回答,“我要去和公车上那老太婆的女儿谈谈。”
  “很好,”马丁·贝克说,“你可以在主日医院外面让我下车。”
  他们开过国王桥,经过旧市场。片片雪花打在挡风玻璃上。
  “这种雪根本没用,”贡瓦尔·拉尔森说,“甚至不会积起来,只是这样飘来飘去阻碍视线。”
  跟马丁·贝克不一样,贡瓦尔·拉尔森喜欢汽车,据说还是个非常棒的驾驶员。
  他们沿着代沙路来到北铁广场,在北拉丁中学外面,他们超过一辆四十七路双层公车。
  “哦,”马丁·贝克叫道,“以后我们只要看见这种公车都会觉得反胃。”
  贡瓦尔·拉尔森很快瞥了公车一眼。
  “不是同一车型。”他说,“那是德国车,巴欣公司的。”
  一分钟后他说:
  “你要跟我一起去看阿萨尔松的老婆吗? 就是带着保险套的那个家伙。我三点钟要去那里。”
  “我不知道。”马丁·贝克说。
  “既然你在附近嘛,那里离主日医院只有一个街口。然后我开车送你回去。”
  “或许可以吧。要看我跟那个护士谈得怎样。”
  他们在达拉街和戴涅街的交叉口被一个戴黄色安全帽、手持红旗的人拦下。主日医院用地上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重建;旧房子要拆,新房子已经在盖了。目前工人正在炸开达拉街方向的大石头,爆炸声还在建筑物的墙间回荡,贡瓦尔·拉尔森说:
  “他们为何不干脆把整个斯德哥尔摩一次炸掉,而要这样零星受罪? 他们该采用罗纳德·里根还是什么名字的人对越南的看法——铺上柏油,画上黄线,把那该死的地方变成停车场。反正也不可能比那些做都市计划的家伙更糟。”
  马丁·贝克在医院靠近伊斯曼牙科中心的入口下车,这里是医院的妇产科诊所和病房。
  门前的倒车空地空空荡荡,但他走近时看见一位穿着羊皮外套的女士透过玻璃门望着他。她走出来说:
  “贝克督察吗? 我是莫妮卡·格兰霍恩。”
  她用力地抓住他的手,热情地紧握。马丁似乎可以听见手骨碎裂的声音,他希望这位女士照顾新生儿时可别用这么大力气才好。
  她几乎跟马丁·贝克一般高,比他壮得多,皮肤光滑红润,牙齿白而健康,浓密的浅棕色头发成波浪状,漂亮大眼睛里的瞳仁颜色跟头发一样。她全身都散发出健康强壮的气息。
  死在公车上的女孩娇小纤细,站在这位室友旁边看起来一定瘦弱不堪。
  他们朝达拉街走去。
  “我们去对面的店好吗? ”莫妮卡·格兰霍恩问,“我得先吃点儿东西才有力气说话。”
  午餐时间已经结束了,餐厅里有好几张空桌子。马丁·贝克选了靠窗的桌位,但莫妮卡·格兰霍恩想往里面坐一点儿。
  “我不希望医院的人看见我们,”她说,“你不知道他们多会嚼舌根。”
  她以一些有趣的闲话款待了马丁·贝克,这证实了医院的人的确很会嚼舌根。她一面说一面尽情地吃着堆得像小山般的肉丸和马铃薯泥。马丁·贝克从低垂的眼睑下羡慕地望着她。他一如往常并不觉得饿,只是有点反胃,而他喝咖啡是为了让胃更难受些。他等莫妮卡吃完东西,正打算把话题转向她去世的同事时,她把盘子一推,说道:
  “这样好多了。现在你可以问问题了,我会尽量回答。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
  “当然可以。”马丁·贝克回道,递给她一根烟。
  她摇头。
  “谢谢,我不抽烟。你们抓到那个疯子了吗? ”
  “没有,”马丁·贝克说,“还没。”
  “大家都害怕得要命。妇产科病房有个女孩儿不敢再搭公车来上班了。她担心那个疯子会突然带着冲锋枪出现。自从发生这件事后,她都坐出租车上下班。你们一定得尽快抓到他。”
  她以敦促的神情望着马丁·贝克。
  “我们在努力。”他说。
  她点点头。
  “很好。”
  “谢谢你。”马丁·贝克严肃地回答。
  “你想知道关于布里特的什么事? ”
  “你有多了解她? 你们一起住了多久了? ”
  “我敢说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她。我们已经当了三年的室友,从她到主日医院工作开始。她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也是非常能干的护士。虽然她很纤弱,但是工作非常卖力。完美的护士,从不偷懒。”
  她拿起咖啡壶加满马丁·贝克的杯子。
  “谢谢你。”他说,“她没有男朋友吗? ”
  “有啊,一个非常好的人。我想他们没正式订婚,但她告诉我她很快就要搬出去了。我猜他们要在新年结婚。那个男的自己有间房子。”
  “他们认识很久了吗? ”
  她咬着大拇指指甲,仔细思考。
  “至少十个月吧。那男的是医生。他们说女孩子当护士就是为了要嫁给医生,但布里特不是这样的。她非常害羞,而且害怕男人。去年冬天她生病了,贫血、过劳,得一天到晚去检查。
  因为这样才认识了贝迪尔。他们一见钟情。布里特说是贝迪尔的爱情治好她的,不是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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