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蔽的真相-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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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只会锦上添花，但民间借贷有时候却像雪中送炭。”利郎（福建）时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诚初评价。
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服装企业的遭遇颇有代表性：该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员工3000余人，年生产能力超过380万件（套），年销售额达4亿元。然而，2002年下半年，公司在流动资金方面较紧张，于是向银行申请一笔500万元的贷款，但是直到2003年上半年，这笔贷款还没批下来。
“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还没着落，如果是投资的话，什么商业机会都丧失了。”业界人士评论道。
在晋江大大小小的企业中，几乎每一家企业在发展中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只能转而求助融资成本较高的民间借贷。
到目前为止，泉州登记在册的企业达10万余家，其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由于商业银行普遍有贷大、贷长、贷垄断的偏好，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同时，民间借贷还充当着“风险投资”的功能，在企业初创期间，创业者通常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依靠个人储蓄又很难达到资金需求，只能通过民间借贷。
泉州银行界人士估计，除了高息放贷，民间资金还活跃在票据市场、外汇炒卖、地产投资等。其中放贷估计占60％，票据市场所占资金20％左右，外汇则占10％。
只要你持有银行承兑汇票，民间放贷者次日就可以提供所需资金。据了解，银行的贴现率是3。6‰，而民间放贷者的贴现率约在3。5‰~8‰之间。
“这块业务原本是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受到挑战比较大。”
在泉州市晋江等地，“合会”这种民间金融组织形式仍然存在，人们称之为“私人银行”。但据了解，在晋江地区，合会所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从事生产。在1994年和2000年这两个时间内，晋江也出现过倒会事件，随着人们吸取教训，这两年基本没有出现倒会现象。
实际上，泉州当地的民间资本，也在遭受外来资本的竞争。江浙一带的资本，甚至台资，也在泉州寻找机会。
胡诚初也坦言，自己经常接到来自上海的朋友的电话，这些人手头有百来万资金，希望通过他牵线搭桥，在泉州当地找一些可靠的企业放贷。
业界人士分析，陈埭的民间借贷利率近期内没有上升，可能和资金供给相对充足有关，毕竟外来的资本力量不可小觑。
这又形成了一幅相当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是缺乏明朗前景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缺，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是大量民间资金寻找出路。
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食利阶层，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拥有百万元或者更多的现金，他们自己不从事实业经营，依靠放贷的利息为生。
此外，一些企业经营管理者也扮演了民间放贷者的角色，他们有着放贷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此外，泉州还出现了一批拥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现金的“富婆”阶层，这个阶层的出现和当地风俗有关。在当地，女儿嫁出去以后，是不能回娘家分家产的，所以娘家会在女儿出嫁时给予丰厚的嫁妆，价值上百万元颇为常见。
此外，民间放贷者的代际继承现象也颇为有趣，像林来福这样的放贷者，已经是第二代了，他们的父辈也是放贷者，但年事已高，而林来福正年富力强，因此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
对于放贷阶层的形成，胡诚初认为和现在的商业环境有关：“现在市场竞争远比过去激烈，自己出来重新创办一个企业，已经没有十几年前那么容易了，把钱存在银行里，利息低不说，还会贬值，不如干脆拿出来，借给熟悉的人，自己的财产既能够增值，也能够帮助其他需要资金的人，也是双赢。”
失血危机
金融之于经济，犹如血液之于肌体。如果把正规金融比喻为人身的大血管，则民间金融相当于毛细血管。
由于作为“人体主动脉”的正规金融的收缩，作为“毛细血管”的民间金融显然难以完全替代其作用，处于升级换代过程中的晋江鞋业，正因为失血而陷入一个可怕的三角债漩涡。
晋江市被称为中国“鞋都”，而制鞋业主要集中在陈埭镇，仅陈埭镇在政府登记的鞋厂就达3000家。
“这是领了牌照的厂的数目，不包括家庭作坊在内，如果全部统计起来，估计有四千多家。”陈埭镇企业办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晋江年生产旅游鞋约4亿双，占全国产量的40％，占世界旅游鞋产量的1／5。
蔡先生是晋江陈埭一家皮货店的老板，专门为鞋厂提供皮革，其年营业额大约200万元左右，他说，这两三年来，应收账款总共达100多万元。
“这两年，大家都想扩大规模，有10万元，想做50万的生意，怎么办，就是把供货商的货款拖住，过去一般是月结，现在我两个月内能够收回货款，都已经算是回款顺利了。”蔡先生说。
冯兴元认为，欠款周期的拖长，客观上反映了资金的紧张，而企业间的商业信用问题正在恶化。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经销商拖住供货商的货款，供货商再拖住上游的货款，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债务怪圈。
被称为“鞋都”的晋江，已经形成了一条与鞋有关的产业链，包括皮革、吹塑、EVA、电脑制绣、织标等，大至制鞋的机械设备，小到鞋钉鞋扣，应有尽有。链条环环相扣，其中的企业互相依存。
“以生产德尔惠运动鞋的公司为例，销售额达2。5亿元，上游供应商有几百家，假如一家倒闭，这上百家供应商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而它们被卷进去又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受到牵连。”当地业界人士认为，三角债的风险已经不容忽视。
危险的气息正在逼近，就在前不久，当地一家老牌鞋厂由于拖欠供货商货款被媒体曝光。据称供货商多次追讨货款不得，只得向媒体曝料，最后导致企业停产。记者致电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否认了停产的说法。
目前陈埭的制鞋业产业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顶端是十余家生产规模过亿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在两三千以上，年产量估计可以达到几百万双鞋；中间是几百家中型鞋厂，员工在数百人到千人之间；此外是其他小型鞋厂。
胡诚初认为，像安踏、三星等这些分布在金字塔顶端的知名企业，具有很好的品牌和较高的知名度，无论是银行、民间放贷者还是供应商对其都非常放心，因此它们并不担心资金的来源。现在最痛苦的，应该是那些年产值千万元左右的中型鞋厂。
实际上，这些貌似强大的中型企业经常面临着生存危机。它们和百人左右的小企业不同，小企业接不到订单，可以马上关停生产线，但是对这些中型企业来说，如果生意不济，即使把生产停下来，由于其员工上千人，一个月仅工资支出就要上百万元，加上过去的银行贷款需要还本付息，停产意味着难有翻身之日。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这些中型企业唯一的出路是尽快做大，从而分享大企业的“特权”。
不幸的是，就在这些中型企业扩张的时候，遭遇银行信贷的紧缩。由于这些企业的融资安排通常是银行信贷占一块，民间借贷占一块，银行信贷受到挤压，企业的资金链必然绷紧，只能以拖欠货款、民间借贷等方式来勉强维持。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这些中型企业数量众多，一旦出现大规模倒闭，将把制鞋产业的大多数人拖下水，从而毁掉整个产业。
资金链条的绷紧，已经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关注。7月26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制约当前经济发展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建立资金融通机制，有效化解融资难题。具体政策包括：鼓励和引导各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及县域经济的融资支持，逐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比例。设立“扶持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大力鼓励政府、中介组织、民营企业组建投资担保公司，探索设立风险投资公司，不断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从7月1日起，暂时对工业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降低税负水平。
然而，这样的自救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长期以来累计的风险还有待观察。
记者／邹愚泉州、厦门报道
（感谢《东南早报》记者刘鹤祥大力协助）
第二章 悲情资本第29节 “集体癔症”（1）
一场“钱生钱”的“集体癔症”：
福安25亿元民间标会崩盘调查
2003年底，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时也传出风声，说政府要打击标会。但新年过后，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疯狂的“钱生钱”游戏重新上演，终于酿成悲剧。
6月的福安，正处在痛苦而迟缓的苏醒之中。
这个曾经是宁德地区所在地的城市，凭借着电机业和拆船业，成为闽东经济重镇。而今其民间经济处于泡沫破灭之后的严重失血状态。
“它（标会）影响了福安80％的家庭，”一位当地金融机构的人士说道，他本人也是标会的受害者。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当地的社会治安，此前，这个总人口65万的小城市已经发生过数十起暴力事件。
街头张贴着福安市公安机关“打击借‘倒会’之机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禁止采取威胁、恐吓、绑架、雇佣打手等非法手段追讨会款、禁止借机哄抢财物、实施“打、砸、抢”。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涉及金额25亿元的地下标会的崩盘。
“标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互助筹资方式，西方把它称为“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意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它通常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上。
一个11人的万元标会是这样运行的：由发起人（会头）邀请10个亲友（会脚）参加，约定每人每月拿出1000元会钱“做会”，第一个月，总计1万元的会钱举行竞标，如果一个会脚出的利息（也称标金）最高（如300元），则当期的总会款1万元交给该会脚，但是该会脚在以后的每个月都要缴纳1300元的会钱，而到第二个月，总会款成了10300元，以此类推，直到标会结束，没有竞标的会脚就赚取他人竞标时出的利息，越往后收益越高。
会头要承担会钱筹集、追缴、竞标等工作，作为回报，所有的会脚在入会的时候要多缴纳一次会款，即1000元／人，总计1万元交给会头免费使用，直到标会结束时再发还给会脚。如果会头也参加竞标的话，那么竞标后的第二个月他也一样要交纳会钱。
福安的“标会”基本上是遵循这套规则运行的，最早是“月会”，然后是“半月会”、“十日会”、“五日会”，最后到“日会”，直至轰然倒塌。
集体癔症
福安的标会早已有之，据介绍，早在1992年的时候，当地就已经崩过一次会，当时每个会平均的资金规模在几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