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寻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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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恋情”的捕风捉影文字时时见于报刊，并且以讹传讹，误入多种林、徐传记，有的说法荒唐至极，如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曾载文说：“林徽因魅力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思议，徐志摩因她而死，金岳霖因她不娶，毛泽东因她革命……”（见该刊55卷2期中陈之藩文《大家写林徽因作一专书》）近来海峡两岸播映的徐志摩爱情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更将林、徐的故事编造得大失史实，引起林徽因亲属梁从诫责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对这些创作色彩很浓的笔墨或镜头，研究者本可一笑了之，而日前陈子善先生又诘问梁从诫：“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见今年6月1日《文艺报》“艺术周刊”头版）并坐实了“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子善先生是著名学者、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他的文章又刊于全国性的大报，其影响可想而知。连日来不断有人以子善先生文章向我质疑，他们知道我在好几年前就著文辨说林徽因并未爱过徐志摩。友人建议，与其一遍遍对质疑者解说，不如再作文公开论辩，也借以与子善先生切磋。子善先生于我的研究素来支持不少，去冬莅临我院讲学给学生教益多多，我除了跟着受益，又得相聚之乐。那日特意驱车往依山临江的梅林春晓饭庄聊尽地主之谊，不巧饭庄正停业修缮，我们凭栏空眺了一阵江面遗憾而去。何日得与子善先生坐“梅林春晓”品茗小酌，至今成了我一件心事。我们过从如此，但它不应妨碍我表达学术上与子善先生的不同意见。子善先生虽身材瘦长，却不一定肚量就小，他的学风历来为我敬仰，惟真是求也。下述不妥处，乞子善先生坦率指教。
徐志摩狂热追求林徽因，前后十年中大体有三回。第一回是1920年冬1924年林徽因、徐志摩陪同来华
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伦敦一见钟情；第二回是1924年春因共同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旧情复萌，不可抑止；第三回是1931年夏探视养病香山的林徽因，激发林徽因文学创作。第二回遭林徽因谢绝已众所周知，第三回不为人知，仅外界流传无以为信的谣言，而徐自己则非常克制。需辨析的主要是第一回。
说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有恋情，始作俑者乃陈从周所撰《徐志摩年谱》，年谱1922年系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有文：“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然而“年谱”并未举证材料，以后的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著述也均无徐林相恋的确凿材料。有的传记描写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沿“年谱”的无据之说加以演义耳。子善先生持“相恋”看法，同样是以“年谱”为主要依据，难免有沙地筑塔之忧。陈从周的“年谱”予徐志摩生平研究有始创之功，但毕竟成书早在1949年，所据资料有限，加之陈从周非专门研究文学，因此已有人指出“年谱”错讹不少。就我所知，关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失实。如误林徽因女儿梁再冰乳名“宝宝”为林的乳名，港台有关书籍多本此照抄，错讹甚广。再如徐、林初次相识谱为1921年，亦误，年前已会面，而且徐有了追求表示。又如述1927年二十六岁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尤大谬，林徽因婚期当是1928年，当时林仅二十四岁。子善先生对“年谱”置信无疑地说：“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同时他却怀疑梁从诫的说法：“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林徽因病逝那年梁从诫已二十二岁，徐志摩罹难时陈从周才十四岁（见陈从周文《记徐志摩》），一个是朝夕相处的儿子，一个是远居两地的表弟，该更加相信哪一位呢？我宁愿选择梁从诫。梁说：“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见梁从诫文《倏忽人间四月天》，载于《林徽因文集》）
如果说作为儿子可能为乃母有所避讳，所言不足全信的话，那么再听听其他无需讳言的知情人如何说。十年前我访问过几位当时尚健在的老人，都曾问及徐林“恋情”。与徐、林都很熟识的陈岱荪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1991年5月20日访问，有作家奚学瑶同访）另一位是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20世纪20年代她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她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朗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又说还劝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1991年5月22日访问）。这两则材料均录自采访笔记，而第三则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是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中的记述。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也问及徐、林“恋情”，冰心断然回答：“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见1992年第1期《随笔》杂志）这几位的话属即兴答问，仅仅片言只语，而林徽因莫逆之交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话是说得够详尽了，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
第一部分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2）
何其明确透彻：徐编织幻想，林没有同等的反应！据我所知，林徽因同辈人中惟有凌叔华晚年的说法略显偏差，她这么回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地坦白告诉我多次了。”（见赵家璧《谈徐志摩遗文》，载1983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季刊）我所谓“偏差”，指凌的表述易致误解，似乎林是与徐相恋了，但仔细辨析，主语是徐志摩，语意只是说徐恋林，至于林是否恋徐，未加确认。略可参阅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的一次有关谈话：“然后她（按，指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为了林徽音在北京的一次演讲，徐志摩赶上飞机从上海飞去，不幸途中飞机失事。”（见木令耆文《菊访》，载《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凌叔华两次道及徐林关系，用词是“友谊”、“密友”，无涉爱情。不妨说明一下，凌叔华为存有徐志摩日记的“八宝箱”纠纷几乎与林徽因绝交，乃至还迁怒于她认为袒护林的胡适。若林徽因对徐确有过恋情，凌多半不会为林避讳的。
以上都是林、徐同代人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较之这些回忆，林长民在刚发生徐志摩爱情表白时致徐的一封短函自然更靠近史实。林长民函写于1920年底，虽短却颇具说明问题的权威性和雄辩性。此录短函全文：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按，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此函措词委婉，而坚决谢绝求爱的态度是显然的。推想林徽因已当面拒绝了徐志摩求爱，大概用语生硬失当，故函中解释她毫无嘲笑之意。可见应该是一方落花有情，一方流水无意。星期天的见面，必有一番诱人遐想的详谈。林长民特意约博生夫妇在座，当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既有个旁证，又可设防感情激烈时有人周旋。至于“友谊长葆”，足见出林长民绅士风度。徐志摩也是绅士，所以才有后来果然是长葆的友谊。徐志摩在伦敦这一回的追求或许即到此为止了，此后徐与林长民戏扮“情人”，互通“情书”，恰好反证了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一幕的结束。不然，一面与女儿恋爱，一面与其父玩此种游戏，实在非常情所能理解。林长民所以及时扼止诗人的烈情，原因固然不一，如林的幼小，徐的有妇，而最为主要的则是已与梁启超有儿女婚约。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记述：“他（按，指梁启超）明确地告诉当时才十八岁的思成和十五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他们自己作决定。”（见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另有说法，两人婚约在林氏父女欧游归国之后。两说均无确证，然而有一材料可佐前一说。林长民刚一回国，即有福建同乡陈石遗赠诗记婚约：
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
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按赠诗推断，林长民择梁思成为婚的念头至迟已生于欧游之际。
欲确认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恋情，既然找不到可证的确凿材料，那么希冀借助阐发林氏文学作品便是自然的事，子善先生正是由这个思路提到了林徽因的几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那一晚》、《情愿》、《仍然》、《别丢掉》及小说《窘》。林徽因和徐志摩都深受英国文学熏陶，林的这些诗歌难免英国诗歌传统影响。英国爱情题材诗往往将爱情作为社会现象予以抽象地吟咏，未必实指诗人生活中的具体情事。当然，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中常含有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