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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林徽因寻真-第4章

小说: 林徽因寻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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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不久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2)

    这就要说到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诚如王先生文章言,它是两位女作家“结怨”的“主要的事实与证据”,自然王先生为此很下了力气辩解,其撒手锏是冰心关于这篇作品的自白:“《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此话是九十二岁的冰心对两位来访者说的,现存有记录文稿。王先生说明:访问记录有关《太太的客厅》一段前,“冰心在审定时写上了‘以下可以不用’,尤其在‘林徽因’与‘陆小曼’名字上有重重的删除符号,并嘱‘不得使用’”。既是撒手锏,岂能不用?王先生似乎说得在理:“为了消除讹传与误解,为今人也是为后人认识与研究冰心,我在这里有违冰心先前之意,将本来不得使用的文字发表出来。”王先生一番苦心却无济于事,本不存在讹传和误解,所谓消除即无用之功。研究作家,作家自白固然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材料,但它也需经过分析,确认其可信程度或考察其失信原因,自白才能显示其价值。惟自白是听,哪有这么省力的研究。冰心写过一篇纪念胡适百年诞辰文章《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章写道:“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记得当时我读到此处,随即从书橱里抽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各载一封她致胡适的信。信的内容足以见出,不仅冰心与胡适有着个人接触,而且两人全家都有往来。可见因往事久远记忆有误,这自白不大可靠。所以,王先生断言,“《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六十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的了”。王先生对“出于作者本人”的话缺乏应有的审慎。冰心还坦言,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很多人知道,萧乾和冰心情似手足,王先生又说明,“萧乾是常常出入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的人”(这句话很不利于王先生立论,他秉笔直书的诚实态度实在可佩),因而当当事人冰心和旁观者萧乾各执一词时,我当然是更愿意相信旁观者的。尽管如此,我的最后论断仍立足于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本身。本来小说是虚构的作品,不应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对号。不过,依据生活原型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小说家们的常事,何况冰心已经承认“太太”在生活中确有所指,那么不妨来分析,“太太”指的应该是谁。这篇小说写在1933年,同年发表。作者置“客厅”的地点于北平,那时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文化人圈内几乎无人不知,陆小曼却远居上海,陆小曼的客厅,大概来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里的客厅绝非一类氛围。小说描绘诗人(当是徐志摩)登门,当众捧着太太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这情状,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均不可想象。婚前不能如此公然亲昵,婚后无需如此公然亲昵。那句“一片光明的云彩”更明白不过地暗示了太太是谁,王先生该读过徐志摩的名篇《偶然》,该不会忘记那云彩的意象。    
    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到后代。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后来实际操持编务的丛书副主编陈子善先生希望我促成此事,我总算颇为不易地说服了梁先生,由我编选的林氏小说集(含散文)《九十九度中》才得以在丛书第二辑付梓。柯灵终于在辞世前不久闻到《九十九度中》油墨的清香,他一定感到欣慰。然而冰心在出书前半年永远闭上了眼睛,闻噩耗我一阵惆怅。原指望借出此书,为两位才女的“结怨”作一点化解,从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王炳根先生是冰心研究专家,可能还是冰心老乡,他读了拙文《林徽因与李健吾》后感到“真有些不舒服”,那么再读本文肯定格外的不舒服。这份感情不难理解。冰心作品慰藉过我寂寞童年,又滋养着我的儿辈。文革时期我曾撞见冰心清扫中国作协大楼厕所,不忍目睹。我也曾数次聆听老人教益,如坐春风。我珍藏的老人手泽、赠书、与我合影,都已化为精神财富。无疑,冰心是我最为敬爱的中国女作家,她晚年的高风亮节尤令人高山仰止。作为读者,我有过许多机会充分表达敬仰之情,然而身为学人,从事研究则是另一码事,累于情感实研究一大忌。应该情感让于理智,勇于正视史实,即使比“结怨”还要严酷的历史事实。    
    王先生不必敏感,公然指出“结怨”这一事实,毫不意味着原因和过错只在冰心。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已经议及林徽因那一面,但泛泛而论,又仅仅三言两语,未及说到冰心。依我印象,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郁达夫这样夸奖冰心:“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一言中的,道出冰心身上的中国传统特征。夏志清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而别具意味:“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但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见《中国现代小说史》)林徽因与冰心的温和、矜持(梁实秋说冰心“对人有几分矜持”,该是指中年以前)不同,她爽朗、坦诚,常居于她那圈子中心,或可说被宠“坏”了,就不免有点儿高傲,甚至好胜。她落在冰心眼里不是太如意乃意料中事,她看冰心也就不太顺眼,为事出有因了。很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她俩对徐志摩态度的截然不同。林徽因态度无需绕舌,有兴趣读者可翻翻她的《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冰心则有她在徐志摩罹难后的话为证:“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见于梁实秋《忆冰心》。冰心说她与徐志摩从来不是朋友,此话怕与实情有点出入,至于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若要评论两位女作家“结怨”的是非曲直,需另作文章,本文无暇顾及了。


第二部分林徽因与林微音

    题目上的两位作家,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都活跃于30年代文坛,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北国,性也有别。男作家林微音的作品多一些,起始在《洪水》上发表作品,后来又在《语丝》上登稿,出过小说集子,写了不少散文、杂文,也发表了一些诗,还翻译作品。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江南都市,表现上不乏心理小说技法,颇见出海派文学风尚。可是,终因作品分量欠厚实,成就有限而少见经传。林徽因则是新月派的知名才女,不论诗、小说乃至散文,皆有精品,在京派作家中也曾名噪一时。可惜的是,作品太少,直到前两年才出过一本薄薄的诗集,早编辑已就的《林徽因集》,搜罗全部作品,尚不足二十万言,且迟迟未能面世。作品既少又散,再加上长期观念上的偏见,这位才女被遗忘了几十年。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部分,80年代初出的一、二、三册,收作家辞条共一千五六百人之多,却拒林徽因于门外。1985年继出第四册,再增收六七百名,林徽因才有幸纳入。近来大家渐渐意识到,林徽因实在是位不可忽略的作家,可是受资料短缺的限制,每每难以备述。严家炎先生近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凡列举的京派代表作家一一予以分析,惟林徽因的分析内容阙如,只空挂了个名字,盖缘于此吧。    
    我把林徽因和林微音联在一起,是因为读了杨义先生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一条引人注目的注文,注云:林徽因“1928年与梁思成结婚,归国后与朱维基、芳信创办文艺杂志《绿》……”。注文显然混淆了这男女二位。杂志《绿》是1930年初创办于上海,参加创办的是江南的林微音,每期刊有林微音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一首小诗题名《我只要你的嘴唇》。无需引述诗句,只看这题名大体可断定,此作决非诗风优雅的北方林徽因所肯为。杨义先生搅和了不相及的两位作家,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文又有一处失误:“1928年9月,刘呐鸥自日本来沪后,联络震旦大学法文班同学施蛰存、戴望舒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撰稿人还有冯雪峰、杜衡、徐霞村、姚篷子、林徽因。”此处的林徽因也应是林微音。混淆这二位的不只是杨义先生,于研究者很大方便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其作者索引同样“徽”冠“微”戴,把好几首林徽因的诗作引于林微音名下,包括林徽因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中一个夏夜》。    
    造成混淆的直接原因是两位作家名字的读音几乎相同,而字形十分相近,林徽因原名林徽音。此外可能还有个心理因素,即因林徽因资料难觅,一有所获,欣喜之中不免忘了辨析。还有,两人的作品曾发表于同一个杂志,甚至同一期刊物上,如1935年出刊的《文艺月刊》第7卷第6号,既刊登林徽因诗歌,又发表了林微音小说,这多少起了点推波助澜作用。    
    林徽因与林微音名字的混淆,林徽因开始登诗便发生了,排字工人时有误植,为此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季刊)曾专门更正、声明过,混淆仍难以消除。自1935年始,林徽音发表作品一律改署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


第二部分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

    遭遗忘几十年的林徽因,这几年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了。然而,对这么一位旷世才女,如果仅从报刊去认识她,那么除了她出身名门、容貌出众以及徐志摩与她那份传得有点走样的感情纠葛,还能认识她多少呢?真要走近林徽因,捷径莫过于读她的作品。虽然林徽因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均有佳作,但她生前并未结集出版过,直到去世三十年之后陆续出版了几种,而今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文集》(分文学、建筑两卷)是最佳的一种。编集者梁从诫先生乃林氏之后,借亲属特有条件,这部文集不仅收集林氏作品最为全备,而且披露了林氏致友人、亲属的信函数十封,为研究林徽因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尤令人爱不释手的是附印了百余帧林氏照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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