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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25-李敖:李敖杂文集-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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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主办者表示,这项抗议由八个团体组织而成,其中包括〃教科书问题国民协会〃及〃亚洲妇女协会〃。

  东京都大学的山位教授批评文部省处理此事失当。

  看吧!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都承认日本在〃窜改〃历史;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教授,都承认日本人的不对,可是我们的中国〃政治案〃杂志发行人邓维贤,却说〃刘教授的'异议'掷地有声。刘教授的分析和说理,清晰而细致〃!对比起来,邓维贤和他的刘教授,可真是一对媚日的活宝了!连有心肝的日本人,自己都不甘自媚,在日本国外,竟冒出邓维贤和刘福增来拍马屁,这真太不成体统了!

  邓维贤和刘福增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无法坐视他们这样莫名其妙下去,我必须写出我的抨击和警告。我认为:邓给贤犯了这样大错误,实在不配一个人办杂志了,实在该成立一个真的编辑委员会,来集思广益,补救自己的偏枯;刘福增和他的方法学,实在也该有所收敛了:要深刻觉悟到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两个书呆子论政,论到千万人头落地听不见,反倒自吹文章〃掷地有声〃,这样的笑话,可真不能再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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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特务

  李敖 

  在没有天下太平以前,一个国家为了她的安全,不能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维持治安的人员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警察;一种是比警察更“亲爱的”,那就是特务。中国历史上搞特务最成功的统治者,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曹操;一个是雍正皇帝。在外国,能搞特务的皇帝也很多,例如十六世纪的英国伊利莎白女王,就是一个。

  伊利莎白女王手下的特务头子叫华兴安(FrancisWalsing—ham),华兴安有个弟弟,也是特务头目。他们兄弟拉到一个多才的诗人兼剧作家马罗(ChristopherMarlowe)做同志,一块儿搞情报工作。

  当时英国是一个宗教影响政治的国家,触犯国教是犯了大忌,要被活活烧死。在一五九三年,英国的名剧作家汤姆士。凯(Tho—masKyd)犯了这个大忌,牵连到马罗,先后被捕。华兴安急了,赶忙把马罗保出来。

  保释的条件是马罗每天向主管单位报到一次,直到审判日期为止。据说华兴安知道马罗早晚难逃一死,并且还会惨死,所以安排下计划,在这一年的三月三十号,在一个小酒店里,传出了马罗被刺的消息。其实死的并不是真正的马罗,而是一个替身。当时行刺的凶手,在一个月后就被特赦,并且又回到华兴安手下当特务。

  马罗哪里去呢?据说马罗隐姓埋名,藏在特务头子华兴安的保垒里,专心写作了。写作不可不用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而真的莎士比亚,并非一个人的真姓名,至多是一个被假借的名伶的名字。

  此后莎士比亚以许多最有名的喜剧、悲剧,和十四行诗名世,但是他本人却简直没有传记可言,他个人的身世,永远是一个谜。

  关于马罗是不是莎士比亚的问题,中外人士都有所讨论,如霍夫曼(CalvinHoffman)、如海勃朗纳(RobertL.Heilbroner)、如梁实秋、余光中。当然议论纷纷,终归是一个千古疑案。

  这个疑案引起我一点小兴趣,就是当时英国特务的素质问题。即使莎士比亚不是特务,但马罗却是特务无疑。

  而马罗是有名的诗人兼剧作家,已是文学史中的定说。由此可见,英国的特务真有办法,他们里面,水准真高,真是卧虎藏龙。从英国的特务系统类推,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治安良好的国家,都是特务水准提高的国家。即以希特勒而论,他的特务头子,竟是有名的大学教授!你说他们征服世界的思想错误可以,但你不能说他们私德不好、没有原则,他们绝不是那些敲诈勒索的军阀时代“包打听”式的人物。

  最近我读了一本科林斯(FredeL.Collins)的《在和平与战争时中的美国联邦调查局》(TheFBIinPeaceandWar),深叹他们特务水准的严格,真令人敬佩。尤其是他们那段特工系统的演变史,使我们深切的感觉到:他们是保障人权的,而不是蹂躏人权的,那些史实,值得我们最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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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与驴

  在《首都日报》上,看到一则无邪写的“比大小”的笑话,很逗。笑话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终于罪有应得,各国士兵都得了性病。他们都急于求诊,但却不得其道,因为北京只有中药铺,各国士兵都不知道如何看中医。后来,日本兵终于想出解决方法:直接把要治疗的‘部位’‘放’在药铺柜台上,并且在旁边放了一叠钱。美、法、英、意、奥、德各国兵陆续到来,也都如法炮制,便在药铺柜台上排成一列。最后,俄国兵来了。他原来看不懂大家在干什么,后来终于有所‘领悟’,便也如法炮制,然后很得意地把柜台上所有的钱收起来,并且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赢了,我的最大。’” 这个笑话,使我想起驴的种种。 

  驴做为家畜,已经五千多年了。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它就成为北非和伊朗的家畜。 

  中国也不例外,并且还用它而生出许多轶闻和掌故。 

  驴的尾巴似牛、形状似马,速度比马慢,但是吃苦耐劳、脚步稳健,尤能在山区和不平路面行走。公驴和母马交配,生骡,骡没有生殖能力,但是体大力强;母驴和公马交配,生駃騠。公驴的生殖器很大,所以不论中外,驴字都与下体有关,许多黄色笑话,也因之而来。 

  最有趣的一个黄色笑话是:一家旅馆主人,最喜欢他的驴,并引以为傲。有一天,他在旅馆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这头驴笑,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没有办法。独有某君说他可以。于是,把驴带到中庭,大家围观,某君走上前去,在驴耳旁边,低声说了一句话,驴听了,果然面露笑意。旅馆主人无法,只好照付一千元。过了几天,旅馆主人又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我这头驴哭,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也没办法。这时候某君又出现了,他说他可以,但是这次要在墙脚边对驴说话,才有效果,旅馆主人同意了。于是某君牵驴于墙脚,解开裤子,让驴看看,果然该驴掉头就走,泪流满面而归。旅馆主人无法,只好又照付一千元。 

  旅馆主人前后付了两千元,心有未甘,坚请某君透露他有何种本领,能令吾驴啼笑随之。某君说,我可以透露,没有关系。我上次跟它说的话,只有一句,就是:“我的比你的大。”驴一听,果然笑了,它以为我在乱盖。这次呢?我把它带到墙脚,脱裤子给它看,一看之下,千真万确,真的比它的大! 

  俗话说:“三个女人没好话,三个男人比(上尸下吊)大”。一般无聊男子,比(上尸下吊)都是人与人来比的,可是某君却敢与驴来比,其气势不凡,远胜俄国兵矣! 

  正因为驴的(上尸下吊)大,所以在新女性眼中,就有了特殊感觉。新女性年轻貌美时代,纵之在色;及其老也,又戒之在得,不但自己作怪,甚至怪及动物。报载法国女星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美人迟暮,已息影十六年,独居以外,独以爱护动物自居。最近她的邻居外出,以家中公驴一头,托她照顾。不料这位过气的新女性为防公驴打她家中母驴的主意,竟快刀阉之。保护动物保护得如此断绝驴道,除了新女性,又有谁干得出来? 

  碧姬芭杜养了四十只猫、十条狗、若干山羊和一匹母驴,虽然百兽为伴,但自谓“每当夜晚降临,我就有快要发疯的感觉,做一个独居的女人实在不容易。”古代贞节烈妇,入夜暗中数铜钱以遣悲怀;今之百战红颜,晚来公然割驴(上尸下吊)以正天下。断兽道,淋人道;绝兽伦,敦人伦,呜呼,其驴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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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再嫁了吗?

  《中央日报》五十二年四月十三号朴人先生的“李易安的再嫁”一篇文章,重新给一段错误的历史记载加以传布,这是大可不必的事。

  李易安(清照)的没有再嫁,在历史上可以成为定说了,这是稍懂基本考证的人都知道的。李易安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拭,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言,说她在大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其实这些都是谎话。

  最早编造或传布这些谎话的是胡仔、赵彦卫。李心传等人。他们虽然与李易安同是宋朝人,时代接近,但是纪录的手法却大有问题,胡仔的《苔溪渔隐丛话》一书,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一一四八)三月,这时李易安大概已经死了很久了。(李易安的死年不可考,周密《浩然斋雅谈》记她曾在绍兴十三年癸亥(一一四三)端午进“帖子词”,那时她六十一岁,以后再也没下文了。)晚一点的是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这书成于宁宗开禧二年丙寅(一二0六),已经到第十三世纪了。再晚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书最早的版本是理宗宝祐年间的扬州刊本,在一二五三年以后。上面三书的成书年代都可证明一件事-李易安当时并没看到这类诽谤她的记载,而这类记载的形成,不过是根据一些鄙恶小说的绘影绘形,正如清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所说的:

  “其时无学者,不甚易安讥询,改易安与綦学士启,以张飞卿为张汝舟,以玉壶为玉台,谓官文书使易安嫁汝舟,后结讼,又诏离之,有文案(详赵彦卫云麓漫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方扰离,不纠言妖也。”

  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

  一、李易安再嫁的传说,是小人们编造的;

  二、这种编造,因为南宋的偏安扰离,竟没有澄清。

  为了证实这些传说的错误,俞正曼在《癸巳类稿》中又批评这些早期的史料:

  “读云麓漫钞所载谢秦崇礼启,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采鄙恶小说,比其事为文案,尤恶之。后读齐东野语,论韩忠缕事,云李心传在蜀,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衅固宜。又谢材得集亦言,系年要录为辛弃疾造韩侘胄寿词,则所言易安文案谢启事可知。”

  这段文字已指出这些史料的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依我看来,乃是李易安的词,已“版行于世”,但她的丈,却“少有见者”,这种情形,在《云麓漫钞》中说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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