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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交易场-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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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我们拿出来看看。” 
  “噢,对不起。我想我不能把它给你看。” 
  “究竟为什么不能给我看?”汤米十分生气。“我冒着一星期内第二次被炒鱿鱼的危险帮你的忙,我有权知道,好了,咱们去喝杯咖啡,你把事情原原本本地都告诉我。” 
  “我愿意,但是……” 
  “怎么?” 
  “我知道这听起来也许有点过分,但是我不想把你也卷入危险之中。” 
  汤米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看着我的眼睛。“你说的对,这听起来确实过分了。听着,如果你真的有危险,也许我能帮你脱离险境。这没用,你已经把我牵连进去了,我不怕冒险,咱们去喝杯咖啡吧。” 
  “好吧,我让步。” 
  我们找到了一家希腊咖啡馆,要了两杯咖啡,我开始讲述。 
  “大约一年前,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卖给我们2千万美元私人配售债券,那债券是替内华达一家名叫特里蒙特的资金公司发行的。据说特里蒙特债券是由日本本州银行担保的,结果证明这种担保根本就不存在,本州银行和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对此均无任何记录,对于我们投资的唯一抵押品是一个海外空壳公司。” 
  “太可恶了,”汤米说。 
  “更可恶的是,发现此事的三个人,已经有两个死了。” 
  “哇!”汤米吹了声口哨。“其中一个是格里格·肖夫曼吗?” 
  “对,”我答道。“另一个是名叫戴比·蔡特的女人,她在伦敦为我们工作。”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汤米问道。 
  “不知道。戴比掉进了泰晤士河,我认为有人把她推下了河,是谁,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会弄清楚的。” 
  “那么,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的幕后策划者是谁?”汤米问。 
  “我能猜到,”我说。 
  “谁把这笔生意卖给你们的?”汤米问。 
  “卡什·卡拉汉。” 
  “是迪克·韦杰尔组织的?” 
  “完全正确,”我说。 
  “天哪!”汤米说着,向后仰靠在椅子上。“噢,韦杰尔那条毒蛇干出这种事来,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但是卡什?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卡什会不守规则,但是,想不到他会干出这种事来,狗屎不如!” 
  汤米大口喝起咖啡,想一下子全部喝光。“这么说肖夫曼和你们的戴比·蔡特死了?第三个人是谁?”汤米停下来,又吹了一声口哨。“就是你。老兄,你最好当心点。” 
  “我知道,”我说。“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你成为第四个人。” 
  汤米笑了起来。“这你用不着担心,他们不知道我知情,我不会有事的,那钱怎么样了?”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那就是我为什么要看韦杰尔卷宗的原因,咱们来看看这张图表。” 
  我从衣袋里掏出图表,铺开在咖啡馆的桌子上。 
  图表由一串小方格组成,从上到下一个接一个,各方格之间由箭头连接,所有箭头都朝下,示出交易中资金的流动方向。 
  第一个小方格标出“2个投资者”。那大概是指德琼股份有限公司和哈尔兹韦格银行。 
  一个旁边写着4千万美元的箭头向下指着标有“SPV”的小方格,那一定是“特殊用途工具”的缩写,即特里蒙特资金公司。这代表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发行私人配售债券筹集到的4千万美元。 
  下面一个方格标着“瑞士银行帐户”,那一定是迪特韦勒信中提到的帐户。 
  下面一个小方格更加令人费解——“山姆大叔的制钞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这下面是好几个标为“高收益率投资”的方格,箭头旁边写着“1。5亿至2亿”。由此可见“山姆大叔的制钞机”的威力。4千万美元进去,1。5亿至2亿美元出来,制钞机名不虚传。 
  图表下面是一些注释,对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解释。 
  “8至10年后出售投资,出售或销毁制钞机,以股息方式从特殊用途工具中提取利润,预计股息达5千万美元,如有可能,偿还债券。” 
  “看懂那是什么意思了吗?”汤米问道。 
  我思索了片刻。“嗯,我不知道‘山姆大叔的制钞机’是什么意思,但是,其他的我想大部分都能看懂。” 
  “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发行私人配售债券筹集到的4千万美元全都存在一家瑞士银行帐户上。从那个帐户上用这笔钱来购买,或者制造神秘的制钞机,钱在那儿不知怎么就变成了2亿美元,这笔钱被用于高收益率投资中。过了大约8年之后,把这些投资债券卖掉。那笔收益到时候可能就相当可观了,又流回到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再把那4千万美元付清,投资所获的利润,除了私人配售债券的利息成本之外,均由特里蒙特资金公司按股息支付。韦杰尔估计这笔钱可达5千万美元。因此,韦杰尔和他的同谋便拆借了4千万美元,用这笔钱为他们自己生出5千万美元利润,然后还清原来的4千万美元,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汤米问。“把4千万美元留下来不就得了吗?” 
  “那就是他们的精明之处。把钱还了,就谁也不会知道他们的罪恶勾当了。他们可以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也许会故伎重演,再搞4千万美元。如果他们贪得无厌,不偿还所借的4千万美元,那就会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可能会有被发现之虞。” 
  “他们从德琼公司筹集了2千万美元,另外2千万美元他们从哪儿搞到手的?”汤米问。 
  “从苏黎世的哈尔兹韦格银行,”我说。“我与那个银行的一位迪特韦勒先生通过电话,他佯称他们从来没有买过这笔债券。他肯定是参与此事拿到了回扣,那一定是他们为什么使用哈尔兹韦格银行帐户的原因,那样,迪特韦勒先生就可以留心关照那笔资金了。” 
  “我懂了。那么,他们怎么能够从拆借的4千万美元中生出这么多钱来呢?‘山姆大叔的制钞机’是指什么?”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看起来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也许是一个政府机构?”汤米猜测道。 
  “可能吧,”我说。“但是,我不明白把钱投到政府机构怎么可能富起来。” 
  “山姆大叔可能是指军队,”汤米说。“很多人通过这条路子赚钱,如国防武器承包商之类的人。” 
  “也许,”我说。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讨论了几分钟,但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那么——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汤米问道。 
  “你真想帮忙?”我说,“发生在戴比·蔡特和格里格·肖夫曼身上的事你是知道的。” 
  “嗨,我没有工作,我需要找点事情做做。这比销售债券有劲多了。我要把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水搅得越浑越好。” 
  “那么,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再了解到一些有关格里格·肖夫曼的情况,”我说。我把自己为了弄清他失踪的情况而作的努力告诉了他。“我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同样重要的是,我很想知道他死前发现了什么,他可能发现了一些不利于卡什和韦杰尔的有用证据。我很想亲自做这一切,但是我不能在纽约逗留很长时间,如果你发现了什么情况,打电话到菲尼克斯会议上找我。” 
  汤米说他会倾其全力去办,我们付了咖啡钱便离开了。 
  我喜欢汤米。突然,我心头掠过一阵忧虑,觉得没必要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他,把他也牵扯进危险之中,不,这念头真傻。我比汤米知道的更多,但我并没有遇到什么明显的危险嘛。 
  我回到旅馆房间,热得大汗淋漓,电话机上的红灯亮着。我置之不理,径直冲进淋浴里,让凉水降低我的血液温度。待我感觉舒服之后,我便走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留言台。第二天汉密尔顿要来纽约,他希望在上东区一家时髦人物光顾的意大利餐馆与我共进午餐面谈,能与他见面也许大有好处。我脑子里正乱成一锅粥哩,把我的想法与他谈谈,我想一切都会变得井井有条的。 
  第二天是我在纽约的最后一天,然后我将飞往菲尼克斯。上午我按预定计划去参观两三家投资银行,在其中一家投资银行里,一个名叫凯特林的十分固执的小个子男人硬要拽住我,给我灌输在南美洲举债的机会,尽管我对此毫无兴趣。他又是训斥又是辱骂,使我“大饱耳福”。他终于使我觉得自己真是愚不可及,竟然不认同他那关于南美大陆的金融奇迹的宏论,但同时我也感到万分的恼火。 
  那人一上午的强行推销把我弄得疲惫不堪,焦头烂额,于是,便决定从投资银行办公室安步当车走到饭店。我需要空气,尽管这仅仅是纽约城里那饱含灰尘,潮湿粘糊的热浪暑气。我对角斜插,漫步穿过小街走上大街,放慢脚步,浏览着街景。 
  我沿着一条几乎空荡无人的小街踽踽而行,街道两旁高楼耸立,怪异的音乐在大楼墙壁问轻声回响。一群身材矮小敦实,戴着看起来像是披巾和圆顶硬礼帽的男子围在一起,中间放着地毯、音响设备和一套非常简单的鼓。他们皮肤黝黑粗糙,颧骨又高又硬,这条街上只有我和他们,我驻足聆听。那音乐里蕴含着一种神奇之气,使人脑海里浮现出陡峭的山腰,俯冲扑食的飞禽,以及安第斯高原的百年孤独。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被那音乐深深地吸引住了。最后,他们停了一下,直到那时才意识到我的存在,羞怯地朝我笑笑,我买了一盒他们摆在人行道上出售的磁带,封面上是那一群人的照片,看起来非常严肃,标题是《印加人》。我继续前行,那音乐声仍然在我头脑里回旋激荡着。不一会儿,我又回到了第三大街那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 
  那家餐馆通风明亮,天窗和金属桌子使人联想到意大利的带花园的小吃店。但是,其他进餐者都身着笔挺的西装或漂亮的裙服,证实了它的真面目:纽约一家昂贵的餐馆,目前正生意兴隆。 
  我看见汉密尔顿正拿着一大叠报纸在埋头细读。这在其他桌上衣着入时的进餐者中间,显得相当不合时宜。我拉过一把椅子来,他看了看手表,眉头微微一皱。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已是12点33分,迟到了3分钟,除了汉密尔顿,谁会在乎呢? 
  他微笑着,示意我坐下。他一边把报纸塞进公文包,一边问道:“你觉得纽约怎么样?” 
  “噢,我喜欢纽约,”我说。“它是如此……”我停顿了一下,“令人意想不到。”我告诉了他我在来的路上碰到的秘鲁乐队。 
  汉密尔顿看看我,略感迷惑不解。“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了,”他说。然后,他带着尖刻的声调说:“你参观了一些投资银行,是吗?” 
  像往常和汉密尔顿在一起一样,我感到自己有点儿傻乎乎的。当然,汉密尔顿感兴趣的并不是我对纽约这个城市的看法,而是想知道华尔街的情况。 
  我把所听到的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细细询问了我与别人的一两次交谈,而我则认为这些交谈毫不重要。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想了解人们的买卖情况,我意识到我本应该间这些问题的,但却没有问。当我认识到按照汉密尔顿的标准,我的了解工作做得非常肤浅时,我开始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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